女书，是流传在湘南的一种奇特的女性文字。它记载着女性的喜怒哀乐，表达着女性的情感与追求。女书笔画飘逸、字形隽秀，显示出女性特有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这世界独一无二的女性文字作品，吸引了许多学者从文字学、妇女学、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语言学、教育学以及人文地理和民族关系等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笔者仔细研读、慢慢品味，认为江永女书还蕴含着法文化研究价值。
一、从女书产生的背景看，其是男权社会制度的产物
1.女书产生的前提：女人不能进学校读书。据《永明县志》记载，江永虽地处偏避，可自古以来江永地区的人读书、学习文化的氛围非常隆厚。自秦朝以来江永先后设有私塾馆、书院，唐朝还在这里设有县学，民国又建立了新式学堂。学堂里教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灌输“忠君尊孔”的封建伦理。这些私塾、书院、学堂，为该县的人接受文化教育提供了好的机会。可是，在当时的男权社会，由于受封建礼教的男尊女卑观念的束缚，受教育是男人的专利，女孩子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妇女只能望学兴叹。女书是在当时女人不能读书的背景下，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精神枷锁下，由女性创造出的一种抒发内心情感的异形文字。男权社会对女人的歧视，为女书的产生提供了前提。
2.女书产生的土壤：与男性隔绝的独特的女性社会
江永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汉瑶民族融合，形成了特殊的风俗习惯和传统观念。江永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人身自由被完全剥夺。婚前她们被禁锢在闺房中做女红，不准与除父亲和兄弟以外的任何男性交往，但女人可以聚集在阁楼里一起做女红，这种特殊的被称为“楼上女”的生活，加上婚后“不落大家”习俗的盛行，男人与女人被分隔成两个天地。渴望求学的女人们利用这绝望中难得的机会，相互研习、努力揣摩，纺织、剪纸、刺绣等活动为女书产生提供了直接的契机，妇女们绣在花带和花被上的图案，是女书产生的最原始的形体材料（女字与女书图案极为相似）。这独特的与男性世界隔离的“女性社会”，为女书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土壤和丰厚的环境基础。女书的存在就是在封建礼教隔绝男女之间的正常交往的情况下，以这个独特的“女性社会”的形成为契机的。“女性社会”的形成为女书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3.女书产生的动力：夫权、族权的欺凌
千百年来，生活在大山里的江永女子，在封建礼教和乡俗民规的重压之下，深受各种束缚：她们没有婚姻自由，婚后她们随时可能被典当、买卖或者转房（丈夫早死后，转嫁给夫家未婚的男子。江永的妇女情感生活清苦凄凉。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妇女们，生活上承受着千般万苦，内心积淀着许多苦情、哀怨，在男权社会制度下受族权、夫权欺凌的妇女身心疲惫。在男权社会中没有话语权的妇女们，不敢公开对抗社会，她们知道，只有与自己有着共同生活经历和共同命运的女伴，才是真正可以信赖的人，才可以敞开心扉，说出自己的种种不幸，抗议命运的不平，才能从姐妹们温馨的话语、美好的祝愿中寻找到战胜苦难的精神力量。于是，不甘屈服与自己命运的江永妇女，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男人无法识别的在女人间流传与沟通的文字，来对抗这个社会，诉说自己的不幸，表达自己的苦痛。
二、从女书的内容看，其是对其不屈命运的呐喊和与封建礼教的抗争，具有鲜明的妇女觉醒的反叛意识
江永妇女的地位低下，她们主宰不了自己的婚姻、摆脱不了男人的歧视与欺凌，如女书中的《龙阳卢八女传记》记载：民国初年卢八女四五岁时，由父母包办与邻村王修苟的儿子订了摇篮亲。“年纪到了四五岁，访问地方富家门，她父常常时挂念，为女觅人结婚姻，邻村有个王修苟，凤田本是她的村，家中本来是豪富，托媒走到我家门，谈起婚姻双合意，王门与我结成亲，男女双方都年幼，便由父母包婚姻”。再如女书中的《田广洞女子歌》，记叙了清末民初一女子的悲惨遭遇。“珠泪双流把笔提，写出愁言传四边，因为出身家寒苦，四十银毫卖我身，卖到上洞来陪嫁，陪嫁桃川朱丹山，我到桃川上十载，烧染担水过时间，扫度抹桌我的事，洗衣桨装我独当，剩粥剩饭给我吃，养到如今十八岁，桃川姑爷将我嫁，八百铜钱嫁道州，嫁到道州田广洞，一年半载难回家。”包办婚姻已经使妇女生活苦不堪言，转买婚姻使本来就孤苦的妇女生活更加变得雪上加霜。江永女子没有婚姻自由，但是却能在逆境中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不畏强暴，创制出独一无二的女字及其作品。女书作品从表面上看，只是在无助地哭诉自己的悲惨命运和所面临的种种苦难，但是透过这些悲凄的哭诉，从其字里行间却能深深地感受她们对造成自己不幸遭遇的旧制度和旧的道德伦理观念的不满，是对自己不屈命运的呐喊。这种对旧社会进行控诉和批判的作品，体现出江永妇女对自己命运的朦胧认识和自我意识的初步觉醒，具有鲜明的妇女觉醒色彩。
江永女子创造女书且只在女性内部传承，是对传统的旧习俗、旧礼教的一种挑战，反映了江永妇女渴望平等、渴望自由，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用女书来丰富自己的感情生活并不断开拓女性的自我王国，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与解放，这实在是一种令人赞叹的奋斗、进取精神。”又如女书诗歌中有一首《解放歌》唱道：“想起以前旧社会，受尽压迫好可怜。父母包办受压迫，缠脚本是大不该。生产努力做不得，重男轻女不平均。多少女人命不薄，多少终身血泪流……毛主席面前来诉苦，坚决替我报夫仇。”这首女书诗歌，体现了妇女对自己的苦难有了清醒的认识，知道旧社会使她们受尽苦难，表现了对封建社会中缠脚、包办婚姻等旧恶习的不满和对男女不平等的反抗，表达了自己“报夫仇”的强烈的反抗意识。
民国初年，革新图强的思想在社会上已经风起云涌，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任总教习，宣传男女平权、女子受教育的思想。在此之前，他在《时务报》上发表有名的《女学论》，在湖南和全国也造成很大的影响。谭嗣同所写的《仁学》与南学会章程明确提出反对重男轻女、包办婚姻、缠足穿耳旧礼教、旧习俗，在湖南乃至全国产生极为强烈的影响。这蓬蓬勃勃开展的女权运动无疑会影响到江永县。那里的妇女也开始觉醒，开始向腐朽的封建政权以及旧礼教展开斗争。受此影响，女书甚至还把矛头直指朝廷。“三朝劝声姊娘听，不气楼中女日完，已是朝廷制错礼，世煞不由跟礼当。安心入门过几日。拨开愁眉见六亲……”这一段告别姐妹的唱词，作为“楼中女”，因为出嫁，再也没有机会相聚了。可是，作为楼中姐妹，劝慰对方到了婆家，要拨开愁眉，要善待六亲，不要责怪夫家，要怪应当怪朝廷制错了礼。这种眼光无疑是充满了女性批判现实的睿智与光芒。与传统中国社会中产生的女性作品相比，女书的写作抛开了传统中国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标准，其充满悲喜之情，聚散之迹，单刀直人，切入主题，超出了传统女性写作狭小的个人情感圈子。女书中大声疾呼的是“已是朝廷制错礼，世煞不由跟礼当”，这使得女书文化有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她的批判现实的意义和境界，大大超出了同时代那些在男权为中心的上流社会中女子的写作。
女书是江永妇女哭诉自己悲惨命运和所面临的种种苦难的重要手段。女书意味着女性由“沉默”走向了“独白”。江永女子的女书作品不仅仅停留在诉说苦情上，更多的是对黑暗社会的血泪控诉、对封建礼教观念的叛逆，不屈服命运打击的呐喊，具有鲜明的妇女觉醒色彩和反叛意识。
三、从女书其功能看，其是维护女性隐私权的有力武器
1.女书：隐秘的女性拥有话语权的空间。父权制社会的话语权从来都是男性的，妇女长久以来，因被压抑而变得沉默。数千年的历史实际上只书写了男人的历史，沦为无权者的妇女只能在自己构筑的文字中得到畅快淋漓的诉说。因此，从女书的使用与传承看，女书并不是一种全社会的交际工具，而仅限于在妇女中老传少、母传女，或在亲密的结拜姊妹中教习。妇女们不使用也不会用“男字”（汉字），客观上是因为她们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主观上是因为她们不敢向男权社会的男人们透露自己不满的心声，这就赋予了女书一种超乎书写工具之上的意义，女书成为隐秘的女性拥有话语权的空间。她们用女书抒发自己的情怀，诉说心中的苦闷，揭露当时敢怒不敢言的社会。这种话语权不只是一种主体性的要求，更是一种身份、一种地位、一种权利追求的象征。
2.捍卫女性的隐私权。女书主要是在家庭内部传承，一般是母女之间，也可以是姐姐教妹妹，伯母教侄女，奶奶教孙女，当然有一些有钱的家庭也聘请私人教师教育女孩儿，即通过正规渠道传授女书。女书记载的秘密只能在女性中流传，男人无法解读这些文字。
女书这种传承方式，从法律层面来分析，笔者认为这是维护妇女隐私权的一种工具。女书的内容主要是诉叙苦情。女书作品反映出了封建制度下包办婚姻、缠足、受婆家虐待等女性共同的苦难。但是在当时的男权社会，女性只能是敢怒不敢言，于是女性只能在男性目不所及的边缘，私下地自我缄默，即借助不为男人认识的女书来抒发内心的苦闷和不满，揭露和控诉当时可恶的社会。如唐宝珍（女书传人）的《自己修书诉可怜》长达78行，详尽抒发了她内心的苦衷，摘录其中一段：“静坐空房无思想，自己修书诉可怜。以前独花花为贵，到此如今不如人……”在这篇诉苦书中，唐宝珍倾诉了自己丈夫被抽兵客死他乡、改嫁不久后夫又病故，所有人间的不幸都降临在她头上，充分表现了当时妇女所面临的苦难以及对这个社会的不满。旧社会妇女的低下地位，不允许妇女借故发泄愤懑与苦闷，妇女只能通过女书抒发自己的感情，寻找自己的寄托，所有的隐私只能在女书中诉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女书是维护女人隐私权的工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