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化是由民众生活历史积淀出来的民众生活传统，传承性是这个传统的基本属性。传承性指民俗文化在时间传衍上的连续性”，即历时的纵向延续性 传承与传统的概念十分相近，但传统的概念侧重于代代相沿的文化现象，传承则更多地指称代代褶沿的动态过程。

　　(一）

　　民间文化的传承离不开它的稳定性和变异性 这两个方面的特性均涉及到历史和地域两个向度，因为本文关注的是传承问题，所以这里仅从历史的向度作一些说明，一方面，民间文化具有相对稳定的特征 民间文化作为民众的生活文化，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结构的一部分，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连。只要社会结构基本稳定，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结构不发生剧变，它就会基本保持稳定。另一方面，民间文化的稳定性又是相对的。其中存在着一定的变异性。与上层文化主要依赖于书写传承不同，民间文化主要是通过语言行为和心意进行传承，这种沟通方式决定了文化在传承过程中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同时，民众生活的历史环境总在不断变化，民间文化会不断地自我调适，自发地进行新陈代谢，从而适应这种变化，民间文化非成文的传承方式为它应时而交提供了便利。

　　民间文化的稳定性和变异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首先，变异必须在传统的相对稳定中发生。丰富即是传统内部的变化”。局部变异和整体变异，内容变异和形式变异等各种情况都可能出现”。但它一定根植在传统的基础上，依照社会生活的需要对传统有所扬弃；其次，稳定必然是在变异中获得。当社会发生变迁，传统的逐渐退化便无法避免，只有通过自身的不断变异，传统才能重新建构出新的活力，持续传承下去。所以，传统的存在本身就决定了人们要改变它们”  如果说，民间文化之所以成为传统是因为它的稳定性。那么，民间文化之所以具有亘古常新的魅力，则源干它的变异性。 

　　民间文化的稳定性与民间文化传承的稳定性是一致的。虽然传承和传统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不能等量齐观，但是,就稳定性来看，传承作为传统长盛不衰的动力和机制，其稳定性整台在传统的稳定性之中．就像心脏的稳定工作之于人体的正常机能。可以说民间文化传统的稳定性实质上就是民间文化传承的稳定性，如果没有传承的稳定进行和顺利实现，传统活泼顺畅的流淌就不可能实现。

　　这样，民间文化的传承与民间文化之稳定性、变异性的逻辑关系也就大致清楚了。显然，变异发生于传承的过程中，既然文化变异离不开相对稳定的文化传统，而文化传承的稳定性又决定着文化传统的稳定性，那么，民问文化的变异实际上就与民间文化传承活动的稳定性休戚相关。传承活动的相对稳定是传统变异的必要条件，一旦传承活动遭到破坏，传统就会如同心力衰竭般地呈现出病态甚至生命危象，这时,传统的新陈代谢自然得不到基本的保证，而新陈代谢功能的衰退又将使生命越来越步恶性循环的境地。

　　（二）

　　我们知道，民众是民间文化传承的主体，民众总是生活在特定的历里境遇之中，他们的文化传统也是以这个更大的历史境遇为语境，民众的传承活动是否稳定，民间文化是否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所处的语境。今天，随着社会生活现代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汹涌而至，我国民众所处的历史语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动。我们现在面临的文化困境极其清晰地表现为传统的消逝，其中，民间文化传统的消逝更是首当其冲。民间文化的传承活动危机四伏，传承的链条正在发生断裂，大量的民间文化因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传承而濒临死亡。 

　　民间文化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能够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地被建构和重新建构，从而动态地适应新的历史语境，那么，它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危机呢？或者，答案的获取应该换种问法：当传统需要变异，然而变异的条件却遭到消解，那么传统的传承会怎碰？这正是本文将要涉及的问题。针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不妨引入社会学关于代沟的理论，结合我国当前民间文化的特殊处境进行一些初步的理论思考。

　　所谓代沟是指不同代之间在社会拥有方面以及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的选择方面所出现的差异、隔阂及冲突的社会现象。文化变迁的速度过快，两代人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差异太大，是导致代沟出现的根本原因。代沟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是随着工业社会的来临出现的。在传统社会，文化变迁的节奏缓慢，两代人因生活环境相似而在观念和行为上基本趋同，尚不存在代与代之间的巨大差异和相互沟通的困难。进入工业社会后，由于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以及生产方式的急剧变革，文化变迁的节奏越来越快，不同代之间的文化异质性越来越强，代沟于是成为十分突出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希尔斯认为，至少需要经过三代人的两次延传，文化才可以成为传统。这说明，“世代的概念是表示传统持续性的一种方式”。那么，世代之间的隔阂恰恰是对传统的一个威胁。我们的民间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代沟现象。一般来说，民间文化的传承是一种初级传承，主要依靠近距离的、面对面的、口耳相承的方式使文化代代相传。因此，相对于上层文化的典籍特征而言，可以将民间文化叫做口头文化，可以将民间文化的传承叫做 口头传承。声音是鲜活的，同时声音也是易逝的，在这种声音的传承中，传承主体的积极在场至关重要。然而在当下，我们的民间文化正受到代沟现象的困扰，传承主体的在场正从积极向消极转变，甚至在很多方面还出现了传承主体的空缺。

　　社会学家吉登斯将西方现代社会 的早期发展称为早期现代性，认为在这一时期现代性与传统尚处于一种共生状态，传统按其原有逻辑继续生长，传统的作用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在现代性的早期发展中始终占据着中心的位置 。但是，当社会发展进入所谓自反性现代化(ref1ex1 vemodern1 zation)阶段，社会惊人地呈现出断裂的特性。“全球化和最传统的行动情境的撤离的双重过程是 ‘自反性现代化 ’阶段的显著特征，这个阶段改变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平衡。”传统似乎已经成了与现代性截然对立的东西，人们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传统悄然隐退的境地。

　　相对西方社会而言，中国的现代化是复调式的发展过程。由于有过弱势文明的屈辱，由于起步晚，我们的现代化几乎从一开始就表现为民族政治、工业化、全球化的相互纠缠，这些因素共同凝聚为高速发展的合力，形成了一种跨越式、赶超型的发展模式。因此，在我国，有如激素催生的现代性生成、发展迅猛。仅从现代化发展的时间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我们本应处在所谓早期现代性的发展阶段，但从整个社会的经济构成、文化价值 、行为方式等层面考察的话，我们已经进入到交织着传统、早期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杂语喧哗的无序之中。在这个畸形的所谓现代性中，内含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双重排斥、挤压，内含文化主体的浮躁、焦虑失落。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我们的民间文化处境更加艰难,民间文化传承的代沟出现更快，情况也更加复杂和严重。

　　钟敬文先生曾说自己趋向赞同民俗学研究的保守派，即认为中国当前民俗学研究的重心依旧在农村，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长期为农业社会，其传统民俗是大量的、主要的。”然而，现在农村社会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正面临传承断裂的巨大危机。

　　我国农村社会正经历着站在现代化入口处的阵痛。“三农”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问题，它同时也是关系到农村文化归属的社会发展问题。传统民间文化的命运将投射出村落文化的未来，它令人堪忧。随着农村城镇化，随着大批的农民工往返于城乡，随着西部大开发，农村生活前所未有地遭受着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冲击，民间文化的生态环境严重失衡，“本地情境的撤离”极其迅猛。外来文化表现出明显的方便性、有效性和优越性，与此对应的则是传统民间文化的效用与权威的丧失。年轻一代农民的观念和行为发生着急剧的转变，传统不再是 “习以为常”的 “天经地义”的，传统的传承正在被四处弥漫的现代性所消解。在农村生活的许多方面，民间文化正在衰落，民间文化传承人的声望和地位日益下降，出现了子不愿承袭父业、师傅没有徒弟传带的常见现象。即使是那些较为普遍、不需要特别教传的民间文化，也因为疏于实践而大量淡化。代沟现象已经十分深刻地反映到民间文化的传承上。

　　传统上层文化同样受到来自现代性的挑战，但相比之下，民间文化传承不继的问题远比上层文化严重得多。上层文化一般以书写为载体，同时又得到国家文化体制的扶持和保护，实际上具备了存盘和再读写的功能，这使它即使变得冷僻也能够保留与传递。民间文化则不同，一方面，它是口头文化传统，其文化载体即口头本身不可能脱离民众单独存在；另一方面，它只能内在于民众的现实生活中，不太可能在上层文化制度的框架内独立延续。所以，具体的传承人对民间文化来说生死攸关，一旦出现严重的代沟问题，民间文化不可避免地会退化与消亡。特别是那些依靠特定传承人的民间文化，一旦因为代沟导致传承中断，将会很快从民众的生活中彻底消失。

　　民间文化是我们的母亲河，它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前后相继，默默流淌，从未出现过干涸、断流的迹象，然而步入21世纪后，我们却无限心痛地目睹着她的消逝。毋庸置疑，民众的生活永远不会停止，但民众的生活历史生成出来的传统文化却有可能终结。如果民众生活在自身传统中的可能成为虚幻，那么，无根的生活将成为一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