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铜官窑简介

    铜官窑是我国古代一座民间瓷窑，始建于唐代。窑址位于今长沙市郊、靠湘江东岸一侧的丁字镇古城村（原为书堂乡拆乡并人）的石渚湖、瓦渣坪至铜官镇一带。《水经注》中有“铜官山土性宜窑”的记载，杜甫途经铜官曾写下《铜官渚守风》的诗篇，故古来称之为“铜官窑”。因地处石渚湖区，故当地也有“石渚窑”之称。又因该窑位于长沙市郊，又称之为“古长沙窑”。铜官窑是初唐时在我国南方兴建的规模较大的一处窑场，中晚唐时期发展到鼎盛，其产品以釉下彩最为突出。五代以后，随着单色釉的再度兴起，铜官窑渐渐衰落，终至销声匿迹，不为后世所知，所以少见于正史文献记载。

    20世纪末，从海外传来一个爆炸性新闻：1998年，印尼勿里洞岛附近的黑石号沉船被打捞上岸，打捞到6.7万多件唐代供贸易和贡奉的珍品：其中包括錾花金器11件、碌金银器20件、铜镜30面、石砚1件、金箔、银锭若干，占打捞货物98％以上的是中晚唐时期的瓷器。这些瓷器除200余件越窑的青瓷和300多件刑窑的白瓷外，其余全是铜官窑瓷器，数量高达56500余件之多。这一惊世发现终于解开了铜官窑这座艺术宝库被尘封的千古之谜。据文物考古资料记载统计数据表明，铜官窑瓷产品在唐代曾遍布国内外市场，国内有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广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江西、重庆、上海等14个省市，在海外横跨亚非两大洲共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地方都或多或少地发现有铜官窑瓷器。这些发现足以证明：铜官窑不仅是唐代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也是唐代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正如日本学者山上次郎先生在考察伊朗出土的中国瓷器后指出的：“九世纪后半期，在伊朗、伊拉克，无论在哪里，长沙铜官窑都表现着风采。作为九世纪输入伊朗的中国瓷器，另外是越州青瓷和白瓷、褐釉彩等，而其中长沙窑分布范围最广，发现的数量也多。可以推定：它是贸易的大宗。”

    二、铜官窑瓷绘艺术的风格特色

    在唐代，以“类玉类冰”的越窑青瓷和“类银类雪”的刑窑白瓷最为出名，素有“南青北白”之称。铜官窑瓷生产数量之多、销售之广，为何竟远远超出这两座名窑，究竟原因，除质量、造型、价格等因素外，主要得益于铜官窑上的绘画艺术。在当时，青瓷和白瓷均为单色彩绘，惟有铜官窑的釉下彩才是多姿多彩、独树一帜的多色彩绘。所谓釉下彩，是指在未施釉而烧成的泥胎制品（即素瓷）上，或在未烧成的胚体上，用色料绘成各种各样的图画后，再罩盖一层透明釉入窑烧成，彩色画图就呈现在釉下，用这种工艺制品的瓷器，就称为“釉下彩”。铜官窑瓷器以釉下彩最为突出，其做法是在瓷胎上描绘各种色料的纹样图案或绘画或行书，罩釉后入窑一次烧成，这样，瓷上的绘画就绘形绘色地呈现出来了。这种随手画成的绘画又叫做“瓷上意笔画”。这种新工艺，一举突破了从商代延续到唐代以单色釉为主的瓷器装饰，为后世釉下彩的繁荣发展开了先河，这是制瓷工艺上的一个重要进展，也是湖湘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在长期的艺术实践过程中，铜官窑将唐代诗书画乃至音乐舞蹈等各种艺术精华都融入到瓷绘艺术中，使瓷上绘画艺术越来越精湛，从而形成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

    （一）融合舞乐精神与诗书画技而形成笔墨美。唐代经济的发展带来文化的繁荣，诗歌、书法、绘画、音乐、舞蹈，各种艺术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成就辉煌。铜官窑瓷上绘画的用笔，将诗、书、画的各种技巧乃至舞姿、音韵都融入瓷上意笔画创作中，从而构成铜官窑瓷上绘画丰富多彩的笔墨美。如湖南博物馆藏的《青釉彩诗文壶》上提有五言诗：“白玉非为宝，千金我不需。意念千张纸，心存万卷书。”不仅诗意明白如画，书法也颇有艺术性。瓷器上那一幅幅“万趣融其情思”的水墨画作品，蕴含着诗的境界，恰似音乐的旋律、舞蹈的风姿。瓷绘中交互运用了劲逸飞扬的细劲笔法、柔蔓婉畅的丰润阔笔，水墨渲淡的破墨技法和酣畅淋漓的泼彩技巧，大大地丰富和增强了画面的艺术效果，其画面劲逸飞扬的线条、渲淡的色彩、清润的笔意、变化的墨色。还比如长沙市博物馆藏品《青釉褐绿彩鹭纹壶•鹭与荷》、上田社藏品《青釉褐绿彩雀鸟纹壶》和《白釉绿彩写意纹壶•青山如黛》等都是瓷上水墨画的珍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二）呈现静逸悠远与无限生机而蕴含意境美。“意境”是指艺术作品中的一种境地，不同的艺术派别对意境的理解和追求各不相同，各有侧重。在儒、道、佛三教并行的唐代，“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禅道意境对艺术创作的影响最大。铜官窑的瓷上绘画同样深受禅道意境的影响。凭着一种朴素的自觉意识，在身体力行地实践着渴求亲近自然、反朴归真的审美理想，真如本心地在古老的铜官窑瓷胎上描绘心中所属的自由乐土。这一幅幅欣欣向荣、张扬生命的瓷上绘画，呈现出来的是静逸悠远、充满无限生机的意境美。如《青釉褐蓝彩芦苇纹枕面》所绘芦苇起伏飘荡，一只小鸟站在芦苇上静静地注视着远方，似乎在等待着倾听风儿捎来的消息，深深地引发着人们的无限遐想。

    （三）透出玉泽天成与清润古雅而显露色彩美。铜官窑瓷是多彩釉，瓷画色彩丰富、多姿多彩。铜官窑瓷绘用釉彩上色，追求象玉一样的光润质感，所绘色彩斑斓沉郁，丰富而不浮艳；光润古雅，晶莹而不阴郁，浑然玉泽天成而不露人工雕琢之嫌。既有散发出田园泥土芳草气息的绿釉彩、褐釉彩，又有水天一色的天蓝釉彩、蓝绿釉彩，还有灿若红霞的铜红釉彩，可谓色彩缤纷、琳琅满目、叫人目不暇接，显现一派五光十色、丰富多彩的色彩美。更为可贵的是，铜官窑瓷还能将多种色彩运用于同一画面，表现出更为丰富悠远的意境，给人们以多维面、多视角的艺术美感。如《青釉红绿彩花鸟壶》釉色青中泛绿，主题图案为一展翅飞翔的雀鸟，下有花草衬托，雀鸟神态丰满，作俯冲状，尖嘴直抵地面的花叶，似在觅食花、鸟用绿彩勾勒轮廓填以红彩，呈色艳丽，极具装饰美。这种将青、绿、红三彩并用，创造出为此精美的瓷绘图景，在当时实属少见，的确难能可贵。

    （四）展现天真稚拙与夸张传神而构成造型美。铜官窑瓷上绘画造型独特，大多夸张变形，稚拙可爱，充满天然真趣，显现出造型美。如以铜官窑瓷上绘鸟，就至少显现两个显著特点：一是鸟的头部多有夸张，比实际生活中见到的略大，颈部则细小而是曲线美，十分雅拙可爱；二是鸟的腹部多夸张呈圆鼓鼓的，很是富态雍容。看来，大唐以胖为美的审美标准在鸟的形体上如出一辙地呈现出来，绝非偶然。

    （五）彰显张扬生命与人文关怀而发掘题材美。铜官窑瓷绘题材相当丰富，几乎涉及人们生活各个喜闻乐见的领域，充分反映了当时现实生活中人们心中的审美理想、价值观念、崇尚与追求，充满了浓郁的现实主义生活气息和浪漫主义的激越情怀，具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和雅俗共赏的美学特征。这在铜官窑瓷绘的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中都有明显的体现。如《青釉褐绿彩纹壶》中的山水画作，就是用类似泼墨泼彩的绘画技法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江南山水的灵秀奇幻，并把水墨山水画的笔墨意蕴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境界。

    三、铜官窑瓷绘艺术的研究价值

    产生于唐代并长期根植于民间的铜官窑瓷绘艺术是大唐时期一朵璀璨奇目的艺术奇葩，很有研究价值。

    （一）透过对铜官窑瓷的研究，有助于窥见唐代艺术的全貌和盛况。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颠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的极致。各种艺术争奇斗艳，诗歌、书法、绘画、音乐、舞蹈、雕刻等艺术不断发展、繁荣，直臻高峰。“安史之乱”迫使士大夫南下避难，使“正统文化”与民间文化得以有机结合，这无疑给铜官窑瓷绘艺术带来生机和活力，带来一股清新的文化氛围。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下，铜官窑瓷绘艺术不断发展成长，艺术品味不断提升，终于形成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特色。透过对铜官窑瓷绘艺术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更深入地了解大唐各种艺术的状况和成就。例如，在铜官窑瓷器中，瓷上绘画有许多呈现出明显的水墨视觉效果：那劲逸飞扬的线条、丰富多彩的题材、意气风发、稚拙传神的用笔和造型，以及清润古雅的色彩，均具有相当的艺术分量，比较完美地体现出大唐文化的面貌及其所蕴涵的人文精神。

    （二）透过对铜官窑瓷绘艺术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湘楚文化的艺术真谛。地域的文化总是离不开当地自然环境的影响，艺术创作活动更是如此。湖南因地处洞庭湖之南而得名，这里东、南、西三面为山水环绕，中北部地势较平，形成一个马蹄形的丘陵性盆地。在这有着无数高山、丘陵、盆地的湘楚之地，湘、资、沅、澧四水贯穿其中，大小湖泊点缀其间，地形复杂多变，形成与北方截然不同的地域特色；湘楚山势奇峻多险，野兽出没频繁；湘楚飞禽品类繁多，充满鸟语花香的潮湿气候，变化无常，属典型的南国风貌。正是这样的地域风情，形成了湖南人与大自然相适应的淳朴善良、倔强睿智、崇文尚武、胆大心细的性格，造就了“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这些特质必然会反映到湖南人所创造的铜官窑瓷绘艺术上来。铜官窑地处石渚湖边，芦苇碧波万顷，是鸟类栖息的天堂。唐代更是繁荣，窑工们每天耳濡目染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鸟儿在花丛中、在树枝上、在清水边、在芦苇飘舞的天空中自由飞翔，从而引发他们无限的遐想和创作灵感，瓷绘中大量的花鸟画、山水画就这样得心应手地问世了。仔细端详铜官窑瓷器上那一幅幅绘画精品，不觉幡然醒悟，惟有这神奇的楚湘大地才是铜官窑瓷绘艺术永不衰竭的创作源泉。

    （三）透过对铜官窑瓷绘艺术的研究，有助于正确认识其对后世绘画艺术的影响。铜官窑瓷绘艺术给后世制瓷工艺和瓷绘艺术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宋、元、明、清时期，无论是官窑还是民窑，借鉴和模仿铜官窑的制瓷和绘画技巧，清晰可见。如成化窑以生产“斗彩”而文明于世，斗彩又叫逗彩，是将釉下彩青花和釉上彩色相结合的一种彩色工艺。其做法是在胎上先用“苏泥勃青”花釉料画出部分花纹，再在釉上适当之处加以彩绘，就使青花与彩绘形成了变化统一的装饰效果。由此可见，斗彩无论从其制作方法，还是呈现多彩瓷绘效果，与铜官窑十分相似。很明显这是借鉴和模仿了铜官窑的制瓷工艺和瓷绘技巧。即使是后世文人士大夫所谓的正统绘画，也是有所受其影响。如作为朱明王朝的皇族后裔，被称之为“八大山人”的朱耷，其笔下的鹌鹑、孔雀、鱼儿、小鹿等禽鸟，常作“白眼向人”之状，这与铜官窑绘画对雀鸟、鱼龙、大雁、小鹿、小羊、狮子等动物眼睛的夸张造型——在圆中带方的大眼眶中来一点黑眼珠，的确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许，朱耷曾有受过铜官窑瓷上绘画的启发也未可知。

    （四）透过对铜官窑瓷绘艺术的研究，有助于推进当今及未来艺术的发展和繁荣。铜官窑瓷绘艺术的成功，为当今及今后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启示：一是文艺创作必须体现时代精神，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二是文化创作应该在现实生活中与寻找创作源泉，尤其是绘画创作，还应参与一定的实用美术的创造，将绘画艺术与日常生活用品相结合，实现审美价值与实用价值的双重效应；三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并在其基础上大胆创新，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