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湖南长沙铜官窑，在唐五代时期盛产釉下彩青瓷，款式多样，在唐窑中是少见的。其装饰艺术也有独特的成就，它不但丰富了唐代瓷器的装饰艺术，也为后世釉下彩青瓷的发展开了先河。
铜官窑瓷在国内分布较广，今陕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和广西等省的古墓和古城遗址都有出土。出土数量多的是江苏省，又以扬州为最多。扬州在唐代是国际贸易都市，波斯、阿拉伯商人来这里经商的相当多，1975年发掘扬州唐城遗址，出土唐代陶瓷碎片一万五千片，其中长沙窑器碎片不少，收藏于扬州博物馆的一件唐釉下彩云纹双系罐是长沙窑有代表性的作品。浙江省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以宁波为最多，出土器物有壶、罐等。这是因宁波也是一个出海口岸。由此可以看出，长沙铜官窑瓷器在国内有广阔的市场。
长沙铜官窑瓷在国外也有较大的市场。考古学家在海外许多国家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日本、朝鲜和东非等国均发现有长沙铜官窑瓷器，但以日本和伊朗发现的数量最多。其中有贴花三耳水注、瓜体注、双耳壶、彩绘钵、彩绘盘等器物和各种器物的碎片。
如上所述，唐代长沙铜官窑瓷器的生产，不仅开辟了国内的市场，也开拓了国外的市场。然而长沙铜官窑瓷器能够很快地发展起来，并与越窑青瓷、邢窑与定窑自瓷成为外销瓷器的主要品种，起初可能不是有意识地开拓外销瓷器的市场，而是将瓷器作为礼品赠送的。后来由于国外需要量的不断扩大，才逐渐通过贸易形式，把瓷器运往国外。长沙铜官窑不仅生产既可内销又可外销的通用产品，而且还根据销往国的需要和爱好，专烧供外销瓷器品种。随着唐代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唐代长沙铜官窑的外销瓷生产就越来越发展。在青瓷上大胆地运用褐绿彩绘以增加瓷器装饰性和彩色效果，目的是为了外销需要。如常见的有带彩胡人舞乐图，□形图、彩绘的椰林、葡萄以及一些鸟鹊等；显然具有西亚、波斯风格。在唐代，越窑青瓷与邢窑白瓷开始尽管输出量不多，但却是首先传播到海外的。随后越窑青瓷的输出量不断增加，定窑白瓷代替邢窑白瓷大量输出。长沙铜官窑瓷器加入外销行列，虽然要晚于邢、越两窑，但由于它在瓷器的造型和装饰方面，适应外国人的爱好和需要，所以它后来居上，成为我国早期外销瓷中的佼佼者。
（二）
在唐代陶瓷的外销中，长沙铜官窑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是别具一格的。对于它的外销状况，日本已故的陶瓷专家三上次男教授有专门的研究，他在《陶瓷之路》专著和《唐末作为对外贸易陶瓷的长沙窑瓷器》的著名论文中，论述十分详细。这里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有关资料，对长沙铜官青瓷的外销情况作一论述。
（1）埃及
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发现的中国瓷器，有黄褐釉瓷和长沙窑瓷等。
（2）伊朗
据目前所知，唐代长沙铜官窑瓷器在伊朗出土最多。其中，位于波斯湾北岸的古代港口遗址希拉夫，又是伊朗出土最多的一处，而且不少是釉下彩绘瓷。这里发现的长沙铜官窑瓷有：多角形流三耳水注，双耳壶、彩绘钵，还有一件二彩印花四棱碟。其中水拄和壶是以堆贴压印花纹为装饰的。同时，在九世纪塔希尔王朝（公元820—872年）和萨法尔王朝（公元867—903年）首都的内沙布尔，发现了九世纪的中国陶瓷，有唐朝长沙窑壶的一截残余的上部，是在绘有黑褐色和彩绿色大花斑纹及贴附花纹上复以黄釉的一种。还在波斯湾的比比加顿，伊朗南部的库吉斯坦，伊朗东南的沙斯和内陆的内沙布尔的切比村等地也都有出土。上述这些地方出土的标本，在长沙铜官窑地区的唐代遗存中，也都有同类器物出土，如揭彩鸟纹盘等。
（3）伊拉克
在伊拉克的底格里斯河两岸的萨玛拉，有一处由阿拔斯王朝建造的城址，该城建于公元836年，废弃于883年，这正是晚唐文宗开成元年到僖宗中和三年这一段，遗址中曾发现大批中国瓷器，其中，就有长沙铜官窑生产的壶（水注）和盘。
总之，在九世纪后半期，在伊朗、伊拉克，无论在哪里，长沙锕官窑瓷分布范围最为广泛，发现的数量也多。可以推定，它是外销陶瓷的大宗，同时，与日本，南朝鲜和东南亚各国的情形相同，在这里长沙铜官窑瓷是和越窑青瓷、白瓷一起输入，容易推定，这三种陶瓷是当时最一般的外销陶瓷。
（4）日本
在日本，长沙铜官窑瓷的出土地点也相当广泛，为数亦甚可观。其中奈良药师寺西僧房遗址，京都市平安京遗址，福冈县筑紫野市大门附近，以及大宰府、久留米市山本西谷火葬一号墓，都出土了铜官窑瓷。其中京都平安京遗址发掘的资料表明，釉下彩瓷器也相当多。如在遗址下京区西大路七条东出土的绿釉唾壶；右京二条三坊出土的白釉绿彩枕残片；左京八条三坊出土的揭釉贴花壶；右京二条三坊京中御门西町出土的碟纹褐彩壶；右京四条二坊中京区壬生仙念町黄釉褐彩贴花纹水注。还有冲绳西表岛出土了唐代开成三年（公元838年）釉下铭纹盘。这些品式与长沙锕官窑址唐代遗存中所见相比，均有相同或类似的标本。上述在日本发现的长沙铜官窑瓷，如奈良是八世纪的都城，京都也从八世纪末（公元794年）成为首都。福冈是当时日本最重要的贸易港。可以说，长沙铜官窑瓷在奈良、京都和福冈发现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日本这些地方也发现同时代的越窑青瓷和白瓷，故输入的中国陶瓷的种类和朝鲜半岛相同。
（5）朝鲜
在朝鲜，出土长沙铜官窑的地点有：西海岸黄海道海洲郡青龙面的龙媒岛，庆州市及庆州附近的桂里。上述地点出土的都是水注和瓷罐，青釉褐斑贴花为主。有的还有“郑家小口天下第一”和“卞家小口天下有名”。同类器物在长沙铜官窑址遗物中大量存在。只是“郑家”、“卞家”、“天下有名”、“天下第一”这种铭文，在窑址遗存中尚未发现。但是窑址遗存出土的铭文中，姓氏有张、何、庞、陈、李、赵等，也还有“言满天下”、“行满天下”之类的题句。所以，郑家、卞家的注子，出产于长沙铜官窑，应属无疑，总之，朝鲜发现的长沙铜官窑瓷器，都是一些典型的器物，也是值得注意和重视的。
（6）巴基斯坦
在巴基斯坦，位于印度河口附近的海港遗址旁浦尔和临近印度河下游的城市遗址布腊马纳巴德，以及位于卡拉奇与宗教城市达塔之间的巴博也都出土了长沙铜官窑黄釉褐绿彩绘碗。此类器物在铜官窑的唐代遗存中所见甚多。在巴基斯坦旁浦尔发现的铜官窑瓷器，这就说明，在九世纪，育一条把印度尼西亚和伊朗相连接近的陶瓷之路，这无疑是很有价值的发现。而且由于不难推测，长沙铜官窑瓷器的颜色和图案之所以和一般的中国陶瓷不同，正是因为它是用来外销的商品。
（7）印度尼西亚
在印度尼西亚南部苏门答腊、爪哇、南西里伯斯及峇里都出土了长沙铜官窑瓷器。玛朗南部哇那克出土了褐斑螭柄执壶。类似这种以螭作柄的风格，在中爪哇也出土不少。在铜官窑遗物中，更是屡见不鲜。
在东南亚各国，如泰国、斯里兰卡等国，也都有长沙铜官窑贴花人物壶和叶状褐斑壶及罐等出土。如上所述，几乎国外有唐代外销陶瓷出土之处，往往都有长沙铜官窑瓷在内，至少多数情况是这样。
（8）泰国
在泰国，尽管在克拉•伊斯马斯的一些遗址中，（如Chaiya附近的拉姆佛和Takuaga附近的科荷考）发现了数量庞大的长沙窑陶瓷，但在这个国家的中部和北部的众多同时期的遗址中并未见到。
长沙铜官窑瓷外销的品种，在国外发现的大部分限于：（1）安多角形流和三耳、有贴花装饰的水往；（2）安双耳，以釉下彩装饰的壶；（3）单彩或二彩的釉下彩的钵、碟等三种。在其他地方，也有从希拉夫和内沙布发现的三彩袖压印花纹盘，而只限于数例，不是一般的例子。长沙铜官窑器形、装饰技法、纹样和种类多富于变化。而作为外销输出的大部分，仅限于上面列举的三种，看来有某些主要的原因吧。
除了上述国外发现的长沙铜官窑瓷器外，在宁波、西沙群岛等地海运码头沉船和礁盘港口发现的铜官窑瓷器，也应是准备外运或通过上述地方外销的一部分产品。1970年，宁波余姚江唐代出海口附近发现的一条沉船，船中和船件附近就发现几百件越寄青瓷和长抄铜官窑青釉褐彩器等。可与这艘沉船上瓷器相印证的是南朝鲜曾发现唐代长沙铜官窑的青釉褐彩贴花壶，壶上有“卞家小口，天下有名”的字铭，是典型长沙窑的器物。
在南海西沙群岛发现有唐代湖南长沙铜官窑贴花人物壶，灰白胎，直唇平底，高腹微鼓，三耳短流，耳流之下均贴附佛像印花，釉已脱落。1975年在广东揭西也出土过同类产品，器形大致相同，惟耳流之下，贴附叶脉状纹饰，壶身施淡青釉，贴花施酱色釉。1976年在高州军圩后岭也出土过一件，直径卷唇，高腹，双耳曲柄，多棱短流，平底，耳流之下贴附叶脉状印纹，施淡黄色釉。根据已发现的材料看，长沙铜官窑壶，唐代在国内繁荣的国际市场，如扬州和对外贸易港口的宁波，以及长沙中下游，淮河流域的唐代遗址和墓葬中有不少出土。在国外朝鲜的龙媒岛、日本冲绳西表岛、印尼玛朗南部、伊朗、叙利亚、巴基斯坦等地都有唐代长沙铜官窑产品出土，这就说明湖南铜官窑产品除经长江口输出外，也有一些经广州港外销，也说明铜官窑瓷外销范围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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