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什么长沙铜官窑在唐代能成为外销的主要产品呢？试加考察，有国内和国外的各种原因，现就下面的几个方面略加叙述。

    首先，从国内目前己知铜官窑瓷的出土情况看，中原地区出土的为数很少，而扬州、宁波、广东等地出土的要多得多。前者是当时统治阶级统治的中心地带，后者是当时对外贸易海路交通的主要港口，可见铜官窑瓷器主要不是迎合上层统治阶级的需要，却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向外销售。可以这样说，它的市场是面向民间的，也是面向世界的。

    其次，铜官窑瓷器是以釉下彩为特色，绚丽多姿，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就其装饰方面来看，除了色彩的诱惑力外，彩绘人物、动物、植物和自然景物，博采异章，在当时中国瓷器中是独一无二的。与此同时，铜官窑瓷器还大胆地吸收了外国富于色彩表现的因素，如带彩堆贴中的胡人舞乐图、狮形图；彩绘中的椰林、葡萄、某些鸟鹤等等，显然具有西亚、波斯风格，这就增强了铜官窑釉下彩瓷器外销的能力，故自称“天下有名”、“天下第一”。同时，由于铜官窑瓷的水注、壶、钵都是富于实用性的优秀容器，并且其色彩明快，纹样多变，也是南亚和西亚的人们容易接受的国际性货品。

    第三，铜官窑瓷不但有精巧的质量，价格应该是比较便宜的。生产、贩运、销售这种瓷器，都应有利可图。因为铜官窑瓷的坯料、釉料色料和燃料，都能就地取材，加之工艺比较先进，生产效率比较高，这就有可能使生产成本比较低。同时，窑址临近湘江，产品逆湘江而上或沿湘江而下，都可达到当时的主要对外贸易港口，而当时船运又相当发达，过就降低了产品的运输和流通费用。否则地处内地的非官府经营的铜官窑瓷，怎能千里迢迢运往当时的出海港口，又怎能运销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呢？结论只能是：铜官窑瓷器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又能与其他窑口所生产的瓷器相抗争，并且生产、贩运和销售者都可获得利润，爱好和需要者经过比较之后，认为价格相安或便宜。在这样的条件下，铜官窑瓷器才具有大量对外传播的能力，方能达到出现于国际市场的目的。

    长沙铜官窑继岳州窑之后，经唐五代的发生发展，并且成为中国生产外销瓷器最多的一个瓷窑。但是入宋以后为什么很快的衰落下去，这是什么缘故，也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长沙铜官窑的兴起和发展，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瓷器的大量外销有着直接的关系。国外考古资料证明，凡是出土越窑青瓷与定窑白瓷的国家和地区，几乎都有长沙铜官窑瓷器出土，而且有的地区长沙铜官窑瓷器的出土数量还超过越窑青瓷。这样一个具有创造性的瓷窑为什么入宋以后会突然停产了呢？这首先是因为入宋以后，我国瓷器的外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窑场从内地转移到沿海地区。这种转移不仅减少了陶瓷器在长途运输过程中的损失，而且为大量出口提供了方便条件。宋代由于瓷器产地的转移，外销瓷的种类也随之发生变化。原来沿海地区的越窑青瓷正继续生产，此后龙泉窑青瓷的兴起与犬量生产，逐渐替代越窑成为主要的外销瓷。同时，江西景德镇生产的青白瓷也加入外销瓷的行列。内地定窑白瓷与长沙铜官窑瓷器，从此退出了外销的历史舞台。以往长沙窑由于是以烧釉下彩外销瓷为主的瓷窑，釉下彩瓷器虽然在国内的一些省市出土了一些，但为数很少，而其中大部分是在浙江宁波和江苏扬州出土的。宁波是唐代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口，很多到朝鲜、日本的船只主要由此出发，因此当地遗存一些实物，例如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余姚江附近的出海口，从一只沉船中发掘出大批长沙窑瓷器与越窑青瓷，这些瓷器在当时是准备运往朝鲜和日本的。扬州在唐代是南北交通的枢纽，当时有很多大食、波斯商人居住，朝廷也在此设置市使。在扬州出土了许多长沙铜官窑瓷器，可能也是作为外销而运到此地来的。正因为内地的长沙窑所出产的釉下彩瓷器是以外销为主的，所以在入宋以后，随着外销瓷产地的转移到沿海，内地的瓷窑便衰败下来，这是很自然的。继邢窑而起的定窑，尽管和长沙铜官窑一样退出了外销的行列，然而它生产的白瓷主要是供应国内需要，当外销瓷窑集中到沿海地区时并没有影响它的生产，反而得到很大的发展。

                                         （四）

    铜官窑不仅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上也占有光辉的一页。长沙铜官窑的釉下彩在技术上虽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然而釉下彩瓷器在当时并不为国内市场所欢迎。越州窑在唐代以后也烧造过釉下彩瓷器，但未得到继续发展，恐怕也是同样的原因。长沙是唐五代墓葬比较集中的地区，但出土的北方白瓷却不少，其中定窑的产品又占相当大的比重。与此相比，当地的长沙铜官大量生产的釉下褐彩瓷器却出土不多。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当时要舍近而求远呢？这不能有别的解释，只能更进一步证明，长沙窑釉下彩绘瓷器是专为适应外销需要而烧制的，在当时并不为国内所欢迎，因此，长沙铜官窑随着外销瓷窑的转移就迅速地衰败下来。

    然而在唐代长沙铜官窑瓷器是如何输出，的？其输出的主要途径是海路还是陆路？中国陶瓷器的对外输出，在航海路线上未打通以前主要是靠陆路，唐代海上交通的畅通，中国造船业的发展以及航海技术的提高，为瓷器的大量输出创造了条件。中国历史上的《通海夷道》就是从广州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等地以至印度、锡兰，再西至阿拉伯（大食）。中国瓷器的大量出口，就是通过过条海路输往世界各地的。唐代在广州设市舶司，专管税收，外国商人只要不违犯唐朝法律，可以自由贸易往来。当时也有许多中国商人到外国经商。唐代出口的商品除丝织物外，瓷器己成为出口的大宗商品。由于唐时长沙铜官窑所处地理位置优越，它又充分利用国内发达的水路运输。因此，这里的大量产品，就能运到当时的对外贸易港。历年来，这种瓷器在中原地区和通往西域的陆路交通发现甚少，这就表明，铜官窑销往国外的产品，由海路输出是最主要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