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两岁起，使寄居在外祖母家中。外祖父是江湖中人，他除了把持合口水域放排外，还经营着一家小小茶馆，我就在这茶馆中度过童年。

　　茶馆为三教九流集汇之地，长年有着各种各样民间艺人来往，天天都能接触到一些说书的、打三棒鼓的、打莲花落的、打渔鼓道情的艺人。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九澧渔鼓这门艺术和那些以此糊口营生的渔鼓艺人。

　　按茶馆安排，往往白天固定演出一场，晚场则从天黑直到更深人尽方散。海报粉板上大书演唱艺人大名和当天演唱的“本头”。通常情况下一般是由某个艺人座桩，连接演唱十天半月不等，有时也有游方的流浪艺人，临时加开些场次。茶馆中的夜晚都靠着马灯或吊灯照明，间或也有悬吊惨白晶亮煤气灯的。天一黑定，方圆数里爱听书的男女老少大都陆续来了。渔鼓艺人便开始“捡板”，先唱一段短小的开篇，一是等待听众，二是调整情绪。人到得差不多时，就正式开场了。这时，演唱者才轻敲云板、书归正传。

　　民国年间，流传于九澧地域渔鼓大部头节目甚多，大都或是彰显惩恶扬善、除暴安良之故事，或是张扬褒忠贬奸、颂廉讽贪、弘孝诛逆之思想；或演绎因果轮回、前世今生之宿命，或敷衍驱疫降福、消灾纳吉之意愿。时而声泪俱下、浅吟低唱，时而拍案惊奇、慷慨激昂。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期，当时九澧一带有名的盲艺人李大禹，虽然文化不高，全靠口授身传，他的演唱极具表演天才，其特点是“舍得做”、“做得下情”，根据故事情节需要，该哭时是哭腔，该笑时是笑腔，并适当的配以各种表演动作，使得听众如同看戏一般，也随着他的演唱而喜怒哀乐。

　　号称新安九澧一带渔鼓泰斗之一的苏文召，“肚子里的货多”，据说能演唱的“本头”有数百部之多。他读过私塾，又能断文识字，将看过的《粉妆楼》、《瓦岗寨》、《岳飞传》、《三侠五义》等古典小说主要情节记下来，编成条杠鼓词，然后连台演出。有时一部“本头”要连演唱数十场才有结局。他的艺术特色是内容扎实、嗓音宏亮、字正腔圆。当时痴迷的听众往往到了废寝忘食地步，其狂热气氛并不亚于当今的追星族。

　　石门籍的覃老黑，除具有以上二人特色外，他的突出点是表演极其幽默、滑稽，随口便答的“水词儿”源源不绝。他见子打子、出口成章，深得听众喜爱。如要描述一个女子的美丽，他唱道：“她头发黑如墨，脸白似雪，膀子伸出像藕节，哪个不想跟她歇一夜，快活三年六个月……”又如：“丝瓜老了树上吊，芦瓜老了好抠瓢，人老就是没人要，一巴涎水吐不掉，一夜解手八九道，俺的老妈将我吵，老倌子呀！你哪里就有这么多的尿……”

　　此外，活跃在石门的周汇章和澧南一带的老艺人段训友、李长松等人，以其唱做技巧亦称雄一方。除了在茶馆中日夜场挂牌演出外，如遇乡亲们屋内死了老父老母时，便由主家请打鼓匠到家中去打孝鼓（丧鼓），主家管饭管烟管茶，且收入不菲。但一定要陪同亡人一夜演唱到天亮送歌郎，才能作罢。纪念亡者入土为安，劝慰子孙孝悌上进。

　　六十年代初页，县文化部门提倡民间艺术“推陈出新”，召集分散在各地的艺人于文化馆中，一方面挖掘传统鼓词，李大禹整理出《瓦车蓬》，苏文召整理出《铜钟记》。另一方面大力从事现实主义新的渔鼓唱词创作。这期间，由文化馆专干黄孝先、周天成和业余作者晏雅儒、艺人李大禹合作，先后创作出《杨立贝》、《叶老虎》、《孤坟鬼影》及《儿女风尘记》等一批作品，在九澧一带曾经多年传唱不衰。

　　那时，我正在广东部队从事军旅宣传工作。因为从小喜爱渔鼓，就学会利用这种形式为配合行军鼓动服务，先后习作了《我愿守在海岛旁》、《梧桐山哨所颂》、《美军侵越记》等鼓词，被军内报刊采用、传唱。

　　文化革命中，渔鼓一度沉寂、冷落，直到七十年代末，这门艺术又才兴盛起来。县文化馆又组织民间艺人培训，帮助他们删改审稿，作一些去芜存精的工作。澧南的徐亮楚、吴佐炎、金行文、颜昌春、刘茂孝，澧北的邵朝质、李启正、李先凤、郑启松等人展露头角，也开始从事渔鼓唱词创作，不少篇章也曾被地区级报刊采用过。值得可惜的是：当时集中众多艺人根据小说改编的一批鼓词，如《烈火金刚》、《苦菜花》、《林海雪原》、《林冲夜奔》等等长篇，因当时印刷条件所限，一部也没有存留下来。这批口头文学只是在当时民间传唱中，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这时我已复员回合口，为生计所追，也写下并印制了《白毛女》、《云峰山》、《杜鹃山》（稿存）三部长篇渔鼓和20多个短篇，也曾一度在澧水两岸流传。

　　80年代中期，我作为县文化馆文学专干，多次参加过山省曲协在长沙、韶山等地举办的全省曲艺专业培训班。从理论到实践上作过有系统地学习，并先后在全国各地省级报刊上发表如《刚强的雄鹰》、《林伯渠怒斥张国焘》、《崇祯测字》、《观音显灵》、《人约黄昏后》、《烟花情》、《彭德怀三线问苦》（与金国锋和著）等50余篇鼓词作品，其中有多篇获得国家、省级大赛奖项。

　　因为童年时代的特殊机缘，我自小就沉浸在渔鼓声声之中，鼓词对我一生的文学创作有过重大影响，它是我创作品种的五大支柱之一。

　　九澧渔鼓与楚文化同生共长，它是楚文化本身的元素之一，也是九澧流域广大民间下里巴人原生态土生土长的艺术。儿时的记忆虽已被时光的流水冲洗成模糊的碎片，但那些我曾耳濡目染的渔鼓晶体，总是在我眼前闪烁。诚然，它在文学艺术的崇山峻岭中，说不上是项天的栋梁之材，但它却是偎依在我们脚下的红花青草。鼓声咚咚，敲响我们一方百姓卑微的梦境，成为平民坎坷生涯、命运无常的精神寄托。对我来说，它则给了我丰富的创作营养，给了我在构思和韵律上无数次锤炼机遇。更难能可贵的是，它逼迫我的创作尽量走向三贴近，因而使我的作品在更大程度上具有可贵的人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