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绣创始时期，无疑是以胡莲仙和魏氏的活动为中心的。胡莲仙的作品，今已不可得见，但她年轻时曾在吴县学绣，就可以推想到她的作品一定承袭着苏绣的风格。现存早期最工致的湘绣堂彩（见附图），是用细丝齐参夹绣，用线不分阴阳浓淡，其中人物缺乏真实性，面貌平板，配置作为背景的树木花草以及蝙蝠之类，大小远近没有比例准则，图案也不对称，显然还是苏绣的规模。至于其中色彩的繁褥，线脚的隆凸，分界水路的明显，以及作为装饰边沿的若干部分使用平金、粗金搭盖，又多少受着粤绣的影响。但在当时究竟还是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风格的。

       这个时候，顾绣刺绣山水人物讲究生韵的时代早经过去了，市场销行的苏绣日益衰落，其绣品不过是黼黻一类陈旧的服饰而已。胡莲仙、魏氏开始刺绣时虽然不可避免地承袭着当时苏绣的风气，看到苏绣什么东西最畅销，便仿制着什么东西，但稍后却创造性地改变了她们的方向，专向“小品”方面发展。那即是说，她们服务的对象不再是专门供应贵族官僚、封建地主阶级的需要，而是以乡村农民和城市小市民为主顾了。她们晚年制作的绣品，已改变途径，以茶褡、椅垫、桌围、帐簷、枕套、扇插、笔插、荷包、怀镜、迴文手帕、衣边、裙饰、鞋面、腰带等类为主，因此，她们得以自由地发挥她们的智慧与才能，随着也就在内容和绣法方面开展了若干程度的改良。

       据说，胡莲仙晚年传教徒弟用针，已与苏绣有了显然的区别，苏绣刺绣人物、鸟兽、花草，都用“齐参”，她这时已初步运用了“乱参”即“乱插针”的方法，这样，可使表现的色调混合而生动。

       魏氏亦复如此，今所得见她晚年所绣“枕档”，取材为金石瓦档文字，虽然是平面的，却已经分出了阴阳浓淡（但其阴阳浓淡不是渐次变化色级的），它的简单素净的风格与苏绣和粵绣已经有了迴然的差异。至于她晚年所绣裙饰，以一连串豆科花朵组成图案，花朵的结构并不繁复，由白而微蓝、而浅蓝、而深蓝，俗称“三蓝花”，则又是进了一步运用参针使它逐渐变易了色级的，使人看了觉得清新、别致、醒目，即令是图案，亦具有真实感。这已经不是苏绣的板滞和粤绣的繁褥所能范围的了。

       此外，在用线方面，苏绣原是以杭州或松江出产的绒线绣制的，但当时在长沙购买这种绒线价格昂贵，绣工又因多半是农民妇女，中途学绣，嫌它太腻滑了，不易牵引。胡莲仙、魏氏后来便改用湖北沔阳、河溶、沙湖一带的丝绒，加工劈成细丝。其初采用这种丝绒，因丝质不太好，易使毫光蓬勃，减低颜色亮光，她们便又发明了运用荚仁溶液蒸发再裹竹纸揩拭的方法，这样就使丝绒不会起毛了。在她们之后，继起的湖南绣工，劈丝技术极为精细，有劈到细若毫发，甚至回复到原丝纤维的密度的，此殆胜过顾绣中所称的“发绣”。湘绣无“发绣”之名，但经参针皴出浓淡，而依形象的不同，粗细杂参，更发挥了细丝代替绘画色彩及笔触所不可胜任的作用和效果，实际已超越了“发绣”。故湖南亦有俗称这种极工细的绣品为“羊毛细绣”的。后来湘绣中所常见的花蕊、叶脉、蜂须、蝉翼之类，栩栩欲活，几入化境，这一特擅的高度的艺术成就，与最早胡莲仙、魏氏用线劈丝的发明是分不开的。她们不为她们所处地域、材料所限制，并且掌握了材料的性能，想方设计，使材料符合自己技术的要求，得心应手，这也正足以说明只有聪明敏慧的劳动人民才能完整地具有这一本领。

       胡莲仙和魏氏就这么认真钻研自己的技术，虚心地接受苏绣的绣法，但并不墨守成规，而能大胆摸索创造；同时又将她们的技术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她们的徒弟，因而奠定了湘绣成为一种民间美术工艺的基础，它不再是“大家闺秀”在暖室里消磨无聊时日、自我欣赏的一种玩意，它已经在众多的民间妇女中开花结果了。

       创始期的湘绣，就这样开始具备了它自己的独特风格。这些独特风格是：

       （一）它首先运用了参针来点染阴阳浓淡，使表现的形象近情合理，它本身已完成了它原不可企及的只是绘画艺术才具有的技巧。

       （二）它是多彩的，但同时又能理性地注意到设色的素净，要求能适合物象的本色，适得其度。

       （三）它很早采用了图案装饰到日常用品上面去，推广了实用的天地，扩大了服务的范围。

       （四）它善于运用材料，它不但不为材料所限制，而且发挥了它所运用的材料——主要是绒线的性能。

       以上这些独特风格，都是属于现实主义范畴的，因此，它必然得到群众的喜爱。及后经过绣工和画工们的努力，这些独特风格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和完成，遂使湘绣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享有了国际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