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绣是在湖南民间刺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传统手工艺，受苏绣、粤绣影响，逐渐形成了自身独有的艺术特色。由于社会的变迁、经济的发展，以及各种文化的冲击，湘绣经历了从早期的民间题材到现代以国画为蓝本的人物、花鸟（竹石）、动物等题材的转化，继而再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移植西方油画作品的转变。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湘绣的题材选取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凸显出不同时代的印迹，而各种题材的运用与尝试，也使湘绣呈现出变化纷呈的艺术魅力。
1 楚汉文化的影响
楚国在发展全盛时期，地域宽广，其思想、文化、艺术对中国今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几百年的兼并战争中，楚人逐步实现了与蛮夷民族的大融合。由于这些民族多数处于原始社会，各个部落的地貌、风俗、习惯、制度、生产方式等都对楚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以说，楚国是在融合蛮夷民族的基础上发展壮大的，其文化也是在这种氛围中成长的。
当时的中原部落已经可以较为理性的去认识人性，感知礼乐，具有浓厚的礼教伦理意识，而楚人正处于蛮荒时代，还保留着人类原始部落时期的天真和单纯，他们对宗教炙热的顶礼膜拜，对神的无限向往，使最基本的人性还没有被完全扭曲，因为封闭的地域造就了意识的相对对立，所以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也比较淡薄。在我国汉初出土的刺绣品中，可以清晰地看见楚汉文化在题材和艺术手法上对湖北江陵楚绣、湖南马王堆汉绣的影响。
1958年长沙烈士公园三号木廓楚墓出土的绣片，在极细的丝绢上用辫绣法绣着龙凤图案。虽然年代久远，大部分实物已经污损，但其龙纹绣绢所表现的龙云缭绕的景象和生动奔放的气势依然清晰可见。1982年湖北江陵出土了大量楚绣，也显示出浓烈的楚文化及浪漫色彩的艺术特征。从江陵楚绣中可以看到，楚人服饰主要以龙凤作为刺绣题材进行装饰，同时还有大量虎、鸟、花卉（茱萸、莲花）和各种几何纹样与龙凤纹样进行搭配，与长沙烈士公园三号木廓楚墓出土的绣片在风格、题材以及刺绣手法上一致。两地楚绣均以图腾、巫术、祈福等为题材，为楚文化的表征。
汉文化与楚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谈到：楚汉不可分，尽管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方面“汉承秦制”，刘汉王朝基本上是承袭了秦代体制，但是，在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汉却依然保持了其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汉起于楚，刘邦、项羽的基本队伍和核心成员大部分来自楚国地区……楚、汉文化一脉相承，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其明显的继承性和连续性，而不同于先秦北国。因此，楚国刺绣也深深影响到汉代刺绣。从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刺绣品种来看，主要有信期绣、乘云绣和长寿绣3种，其他还有茱萸纹绣、云纹绣、方棋纹绣、铺绒绣和贴羽绣等，其题材选取的动机可谓与楚文化一脉相承，总体可分为3类：第1类为楚汉天地人一体及对天崇拜的题材，汉代这种天、地、冥三界观念的产生与楚国文化有深刻的关联，如《楚辞》中的《招魂》就表现了天界有守九关的虎豹等，因此，在马王堆刺绣品中最具代表性的T型帛画中，可以看到以“奔月”为题材的刺绣纹样，并描绘了阴间、天国、地下世界和升天情节；第2类为对图腾崇拜的题材，在“乘云绣”上绣着翻腾飞卷的云雾，在云雾中神兽的头部隐约可见，绣品图案中绣出了神兽的一只眼睛，作为神兽乘云的象征；第3类为与吉祥寓意题材相关的内容，比如在“长寿绣”的花纹图案中，内容为穗状流云，由花蕾和花瓣组成，在古代有长寿的寓意。
综上所述，湖南民间原生态刺绣和现代湘绣在题材和艺术风格的选择上，与楚汉文化有着极其密切的传承关系，可以说，楚汉文化深厚的底蕴是湖南民间刺绣和现代湘绣的根基，对后来刺绣艺术题材的选取有着深远地影响。
2 民间原生态刺绣题材
承接楚汉刺绣传统，湖南民间很早就有人从事刺绣，但使湘绣脱颖而出成为一个独立的绣种，并具有普遍性的民间美术工艺则是在清朝末年。明、清以来，宫廷刺绣作坊规模进一步扩展，刺绣技艺亦更加完美，特别是到了清代，刺绣艺术发展到鼎盛时期，苏绣、粤绣、京绣、湘绣等主要绣派各具特色，争奇斗艳，使清代刺绣一时饮誉海内外。当时，刺绣艺术在民间也得到广泛普及，民间绣工和广大家庭妇女所作绣品以丰富多彩的内容，精湛娴熟的技艺和清新刚健的活力，令宫廷绣品也为之逊色。这些民间绣品除自足之外，也有作为家庭副业或小型作坊绣制出售的，优秀的绣品广为流传，人们竞相效仿，大大推动了民间刺绣艺术的发展。
湖南民间刺绣在民间广泛流行，在人们生活中使用极为广泛，大至堂檐、帐檐、被面、衣饰，小至枕头档、口水兜、荷包，无处不在，精美动人。与其他绣种对比，湖南民间刺绣更强调装饰效果，其造型生动大胆，针法多变，风格多样。湖南是少数民族的集中地，境内有苗、土家、瑶、侗、白等少数民族，有爱美善绣的习俗，她们利用土产材料绣制具有民族风味的刺绣实用品，其艺术创造才能惊人，使湖南民间刺绣呈现出多品种、多题材、多针法的艺术面貌特点。
从现存的湖南民间绣品来看，其题材的选取非常广泛，除了常见的山水、花卉、鸟兽、鱼虫等内容外，还有戏文故事、神话传说和寓意吉祥的文字、图案、符号等。这些题材选取的主要内容还是对吉祥的祈福、图腾的崇拜以及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追求。根据物品不同，刺绣的题材也有所不同，在神帐等祭司用品的题材选取上，较常见的有福、禄、寿“三星图”、道教中的“八仙图”或“三星图”与“八仙图“合为一体的“群仙图”；在堂檐、帐檐、门帘等大件用品上有“鲤鱼跳龙门”“鱼龙变幻”“麒麟送子”“凤凰戏牡丹”“喜鹊登梅”“凤戏牡丹”等吉祥纹样，也有绣上道教传说或传统戏文故事等等，图3、4分别为寓意吉祥的麒麟送子图和双凤戏牡丹图。这种刺绣在以前的湘西、湘南和洞庭湖流域常见。
服装上的刺绣很讲究，特别是苗、土家、瑶、侗等少数民族服饰更强调以刺绣、挑花等来装饰，上衣装饰部位一般是袖口、领口、前胸和下摆边饰，裤子主要装饰在裤腿下部。如苗族纹样有特定的外部形状，其胸部花边是由几个长方形组合起来的，有的呈带条延伸状，衣袖、裤脚呈长条形，高围裙花样呈船头形。花纹以花鸟、鱼蝶、花果为主，针法主要以平针为主，兼施掺、捆、点、挑等针法，常常于黑底上绣出强烈对比色，给人以明艳夺目的感觉。
不管是宗教巫术寓意浓厚的刺绣题材，还是带有吉祥祈福寓意的刺绣题材，都可以看出湖南民间刺绣既保留着楚汉刺绣神奇、浪漫的风韵，又融人了劳动人民新的创造意识，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朴实健康的审美观。这些内在的精神显现不仅代表了楚汉文化的价值趋向，也直接影响着现代湘绣题材的发展。
3 现代工艺品题材
湘绣在清朝末年已经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此时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湘绣”称谓。从清末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湘绣超越以宫廷刺绣为主的苏绣，达到鼎盛时期。它在湖南民间原生态刺绣的基础上，吸取苏绣的特点，开始向20世纪的专业刺绣作坊转变。这个历史时期，湘绣主要还是为封建地主、官僚、军阀等旧势力服务，主要应用在生活用品中。随着湘绣的名声日益壮大，国外许多权贵也向湖南订购湘绣产品，使湘绣在当时达到了万人生产的宏大规模。
根据刺绣用品对象的不同，湘绣的题材也有所不同。一方面继承了湖南民间传统的宗教、吉祥、图腾崇拜等意义的题材，这类题材主要运用在镜袋、扇插、手帕、荷包、堂彩、椅披、桌围、枕套等日用品中，在戏装、轿衣等文艺用品以及神袍、袈裟、寿被等宗教祭祀物品中也广泛采用。另一方面，苏绣中的顾绣早已把宋画作为刺绣题材，受其影响，湘绣题材也由原来的民间刺绣题材向以中国画为蓝本的刺绣题材转变。随着湘绣自身工艺的发展，掺针针法和劈丝技术的发明，湘绣对国画的塑造更为逼真，色彩衔接更为自然，整体风格细腻。劈丝技术甚至可使绒线的直径达到头发直径的四分之一，远远超过了苏绣中的“发绣”，使刺绣艺术真正成为集诗、书、画、金石为一体的高雅艺术，奠定了现代工艺品湘绣的基本艺术形式。
据清朝政府在南京举办的第1次“南洋劝业会”的有关文献记载，参展湘绣数目极多，并有大量湘绣获奖，题材涉及山水、花鸟（竹石）、走兽、肖像与字屏，各具特色，几乎包括了湘绣生产的全部主要题材，代表性广泛。
湘绣题材在演变中最大的特点是从苏绣单纯的临摹古代字画的基础上逐渐发展为以杨世焯为代表的画师在绣品上的直接创作，使现代湘绣在艺术题材创作上有了突破。首先，画师不但绘画功底深厚，而且精通湘绣的刺绣针法工艺，并针对刺绣的特殊性，围绕湘绣在题材上进行了艺术创作。除了更生动准确地临摹以往的国画、字画等蓝本，画师自行创作绘制，出现了以杨世焯为代表的专业画师。这些画师具有极好的艺术修养和绘画能力，是普通绣工所不具备的。画与绣的完美结合，文化与艺术的凝练提升使湘绣从“民俗”向“高雅”发展。
在湘绣发展的过程中，除了针法工艺形成了自身的风格特点之外，题材也得以发展创新，从1877年尚没有“湘绣”专门名称，到1930年成为“中国唯一绣种”、“所常闻湘绣耳”，乃至”湘绣甲天下”的赞誉遍及全国，最终与苏绣、粤绣、蜀绣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绣。这与湘绣自身艺术特色的确立、针法的创新和题材的发展无不有密切的关系。
4 计划经济年代的湘绣政治题材
4.1 建国初期的湘绣政治题材
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战争的影响，湘绣从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鼎盛时期逐渐走向低谷。1949年以后，湘绣艺术重获新生，并且向更精致、更艺术化的顶端攀升。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模式下，湘绣在国家扶持和保护及推展工艺美术政策的指引下，经历了稳定持续的成长黄金时期。
在此期间，随着大型会堂、大型展会的需求，湘绣艺人绣制了一系列气魄宏大、绣艺精湛、具有崭新内容的大幅绣品，并涌现出大量的绝品刺绣。题材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了显著的变化，很多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政治主张是一一呼应的，对政治人物、事件的热衷也成了湘绣题材的一大特点。主要分为如下几类：
1）以摧毁腐朽封建体制、歌颂新中国新生活为主题。以往湘绣中的大量宗教、巫术、神话题材慢慢淡出。除了继承以中国水墨画片为基础的画绣，绣制了大量梅兰竹菊的屏风和挂画之外，在花鸟、动物等题材上也有了新的寓意，如《屏开花艳喜东风》《锦上添花》《彩风来仪》《京羽临风》《国色大香》等一系列宏大壮观的礼品刺绣，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欣欣向荣的盛况。
2）画师们深入生活，到祖国的名山胜地写生，作品以反映新中国、新建设、新风貌为主，先后制作了一系列佳品，如反映湖南建设成就的《拓溪水电站》，反映大三线建设的《成昆铁路》，扑朔迷离的《黄山晨》，苍劲挺拔的《迎客松》，散发早春芬芳的《报春图》，清丽多姿的《清影摇风》，反映特定时代风貌的《韶山全景》等等。
3）除了反映祖国大好河山、新中国建设的风景题材之外，在这期间，湘绣作品中出现了大量国家领导人、英雄人物、模范人物、建设工人、战士等人物，少数民族人物、戏剧人物纷纷成为了湘绣绣屏的主体。比如《毛主席去安源》《鲁迅：永不休战》《石油工人斗风雪》《巡逻图》《当代英雄》《伟大的会见》等。
4）在湘绣传统日用品的题材中，最为常见以“五百”即百花、百鸟、百鱼、百蝶、百子题材为主，多用于被面、床罩等日用品的刺绣上，反映了新社会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该题材的日用品长销不衰，创立了湘绣日用品的代表题材。
4.2 文革时期的湘绣政治题材
文化大革命前期是湘绣题材丰富多彩、刺绣技艺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个特殊的历史年代，湘绣是国家外汇收入的重要产品之一，也是国家交往之间主要的互赠礼品，它并没有停滞不前，只是在题材上留下了深刻的“文革”烙印。在这段时期，由于特殊的政治政策，任何艺术创作都被严格限定在特殊的政治空间里，各类艺术题材绝不可逾越此限定。湘绣在这段时期也折射出文革时期的这一特点，如文革时期红极一时的八大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等剧照题材就被移植到湘绣中，甚至一些标有“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宣传画也变成了当时湘绣创作的题材。湘绣俱多题材都在这一特殊时期被禁止，导致文革时期的湘绣作品题材具有单一、政治化等特点，这是湘绣发展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
计划经济年代，由于国家的扶持和投入，湘绣和其他三大名绣并没有参与市场的竞争，使其发展高枕无忧。创作不计成本、不计工时，刺绣艺人不必为生计奔波，所以能潜心对刺绣进行钻研，因此，也诞生了一批刺绣大师，出现了大量优秀的湘绣作品，为20世纪80年代湘绣的辉煌蓄积了丰厚的能量。当时的“狮虎题材”“双面全异绣”的诞生和成熟，使湘绣真正成为当之无愧的艺术精品。
5 市场经济体制下湘绣题材的创新
5.1 双面绣与狮虎题材开创湘绣发展盛况
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始了中国经济体制的变革进程。在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的激励下，数十年稳定发展而蓄足势头的刺绣技艺湘绣佳作叠出，诞生了一大批高精新尖刺绣的新技法和新品种，这种现代湘绣发展的盛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
在这段时期，由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国门开放，新中国迎来一个崭新的、充满激情的年代，湘绣也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绽放出夺目的光彩，各种题材的湘绣如百花怒放般出现，甚至在计划经济年代被视为“封建迷信、腐朽制度”的宗教、巫术等题材也逐渐再现。湘绣在此阶段最为突出的成就是技术的进步和品种题材的多项创新，其中最著名的是狮虎题材作品和双面全异绣的逐渐成熟并走向精品化，进一步奠定了湘绣在中国工艺美术行业的地位。
经几代湘绣艺人摸索，由湘绣大师余振辉完善成熟的狮虎鬅毛针法诞生，逐步确立了湘绣狮虎的品牌地位。1982年《雄狮》《饮虎》获中国工艺百花奖、金杯奖，并于1986年双双入选工艺美术国家珍品。在1978—1992年间，以湖南省湘绣研究所为代表的湘绣研究基地创作了大量让人叹为观止的极品“狮虎绣”，其中有1982年绣制的双面全异《上山虎下山狮》、1989年绣制的《月啸松风》《虎头》和杨应修老先生亲自设计绘制的《单虎芦苇》《松月双雄》等。湘绣艺人们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通过针线刺绣处理，更真切地再现了狮虎骺毛蓬松、虎视眈眈的真实质感和神韵，使人更强烈的感受到那种“一声啸震千山外，凛凛余威百兽惊”的神威气势。
几乎同时，湘绣艺人在双面绣长期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推敲与首创，使双面全异绣也亮相于世，迅速成熟，从1981年的《杨玉环》被冠以“超级绣品”亮相北京，湘绣佳作接连推出，从《杨贵妃》《望月》《花木兰》《西施》《上山虎下山狮》到《易安词意》，将刺绣艺术推向极致。双面全异绣将设计的巧妙和针法的变化结合得惟妙惟肖，使湘绣技艺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双面全异绣是在1块透明底料的正反2面绣制出2个不同的主题，通过构思、色彩、针法上的特殊工艺，创造出同一绣品上各异的物象。例如：双面全异绣“花木兰”绣屏，取材于《木兰词》中的名句，一面绣的是“万里赴戎机……寒光照铁衣”，一面绣的是“当窗理云鬃，对镜贴花黄。”不仅出色地反映了木兰女扮男装、披坚执锐的英雄形象，又反映了“脱去战时袍，身着女儿装”的少女姿态，使对比的形象更加生动。一面戎装，一面红装，其构思之巧妙和绣艺之精湛，堪称巧夺天工，令人拍案叫绝。因此，双面全异绣使湘绣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这也使湘绣在刺绣中形成独树一帜的流派。
5.2 湘绣题材的开发与创新
随着中国经济的加速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湘绣也承受了痛苦的裂变。在艰难的求生中，市场的激烈竞争和优胜劣汰，使湘绣生产出现了随波逐流的状态，产品的档次定位一再降低，疯狂粗制滥造的拷贝，劣货充斥，低价位产品成为市场主导，使湘绣创作处于低谷。随着湘绣企业自身的醒悟，他们开始寻找湘绣新的出路。
现代湘绣题材的开发中，除了继承以国画为蓝本的众多题材之外，多次对湖南省本土的风景进行了特殊而有目的的设计，巨幅刺绣《阳春白雪武陵源》《张家界》《岳阳楼》等优秀作品就是面对市场机制挑战进行的成功尝试，同时湘绣题材还对西洋绘画、摄影作品等新的创作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之后，湘绣研究所针对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势，在仿古基础上进行探索创新，从中国古代文化和民族文化中吸取养分，在传统中寻觅生机，利用质朴的民间刺绣针法和湘绣传统的装饰针法，结合湖南湘西土家织锦、蜡染进行设计，创造出较为成功的“织锦绣”和“蜡染绣”，如织锦绣中的《双凤》《汉鸟》《全家福》《太阳花》《战国编钟舞／唐人打马球》等，蜡染绣中的《老鼠嫁女》《荷》《瓦当》等作品获得艺术界一致好评。
2005年由湘绣研究所研制开发的立体灯光绣真正地将现代科技元素加入其中，如灯光立体绣《历史文化名城——凤凰》《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等作品，将国画、刺绣、灯光、声响巧妙地结为一体，呈现出美仑美奂、如临其境的效果。其次，湘绣研究所与湖南服装品牌益圣泰合作开发了苎麻系列刺绣，将具有湖南特征的苎麻材料运用到刺绣中，呈现出一种质朴的刺绣风格。
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湘绣作为传统手工艺术，既面临着困境，同时也面临着机遇，而题材的扩展不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发展的战略。
6 结语
回顾湘绣的历史，每个时期都有新的技巧和题材的出现。在发展过程中，通过所有湘绣艺人的努力和创新，湘绣呈现出五彩缤纷的艺术形态，题材也丰富多样。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末，湘绣艺术水平和精品化程度有所下降，并面临一些自身传承和市场的问题，但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扶持等政策的出台，加上湘绣艺人孜孜不倦的创新精神，相信在新的历史年代，湘绣将会呈现出新的面貌，其题材也会丰富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