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书是指流传在以湖南江永为中心，包括临近地区江华、道县以及与这一带接壤的广西富川、灌阳等地的一种特殊文字。这种被专家称为记号音节的文字，用近两千个奇特的字符记录着当地土话。由于它只限于女性群体中流传并使用，故被当地人称之为“女书”。女书自1983年被学术界发现以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女书的调查、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然而由于女书不仅仅是一种单一的语言文字现象，还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才有可能将女书研究引向深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笔者认为女书是一种具有图案性的文字符号体系。无论是书写成行的文字符号，还是装饰或点缀于女书文字之中、四角或女书册页天头地尾的插图，还是那些与女字浑然一体的女红用品，均给人以强烈的装饰图案美感。本文拟从民间文化、民间艺术及女红民俗之关系的角度，探讨这些与女书浑然一体的装饰图案中所透露出来的文化倾向，推进女书的深入研究。
一、女书图案的神秘文化色彩
关于神秘文化，有专家解释为“所谓神秘，内涵了神奇、神秘之意。一切有神秘色彩的文化，都可以称之为神秘文化”；亦有人具体解释为“自然界出现的各种神秘现象和神秘事件”、“发生在人类身上的神秘现象和神秘事件”、“各类术数及有关神仙鬼怪精灵的祭祀活动”等事象，并归纳“神秘性、新奇性、非理性和再塑性，是神秘文化的四种基本特征”。奇特而神秘的女书无疑与这种神秘文化有着交叉的地带。
在女书图案中反复出现的、最有代表性的为一种被称为“八角花的图案”，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这种“八角花”图案已有近二十种。“八角花”图案实际上为八卦图案。其外框状如蛛网，八角八边，内框绘以花鸟瓜果组成的吉祥纹样。有的边框内还绘出八个卦象符号，标识性更为明显。
八卦为我国原始先民记数h卦的特殊符号，传为伏羲所创。后经不断发展完善，成为代表着古人认识自然社会的哲学体系，即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系辞上》）。八卦中最基本的两个符号阴（--）阳（—，其具象就是相辅相成的太极阴阳鱼，代表宇宙的初原状态。太极一分为二，便为阴阳。由此再分化为四象八卦、演化为六十四卦，可以用以解释宇宙间纷呈复杂的事象。这种看似简单，却能解释万事万物的太极八卦图纹原本说明中国古代哲学体系的科学概括性，但被少数善于“卜筮”的术士们利用缺乏科学头脑人们的迷信心理将其神秘化，使成为神秘文化的渊薮。太极八卦的图纹也在人们趋吉避凶心理习俗的规范下成为逢凶化吉的万能符号，在民间美术造型中反复出现。有专家考证：太极八卦的图式符号，早在6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彩陶人面双鱼盆上就有了描绘。南方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纺轮上也有过它的踪影。但太极八卦图的正式出现，却是在宋代。据说它是由朱熹的学生蔡元定用重金从青城山道士手中购得。它不仅在古代中国十分流行，而且已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在民间，八卦图符的出现往往与巫术民俗相伴。如放八卦风筝是作为“送灾”、“祛晦气”的手段；设在大门上的卦木、造屋上梁时悬挂八卦符、新妇花轿前悬挂八卦镜是为了辟邪厌胜。女书中的八卦图纹更接近于民间剪纸、刺绣中的八卦造型。试比较湖南、贵州等地的剪纸及刺绣图案，构图上的共同点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知道，剪纸在南方民间通常作为女性绣花的底样，人们先剪出底样贴于绣底上，再依样绣制。这些八卦纹样正是通过这种途径进入江永女书天地的。所不同的是，女书中的八卦，只保留了工整对称的八角形框架，框内充填的则是表现主人公理想追求的吉祥图案，这又充分显示出女书传人在艺术传承上的创造精神。
二、女书图案的吉祥文化色彩
吉祥文化是中华民族求吉心理的集中体现。《易·系辞下》云：“占事有祥”、“吉”为“善”、“利”之意；“祥”本通指吉凶征兆，后专指吉兆，由此派生出幸福、吉利之意，并与“吉”合称“吉祥”。《庄子·人问世》云：“虚室生白，吉祥止止。”《说文》：“吉，善也，从土口；祥，福也，从示羊声，一云善。”唐成玄英《注疏》谓“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自古吉祥一词就成为民间表达福禄喜庆，长寿安康，诸事顺遂理想的美好祝词。
一般认为，吉祥图案起于秦汉、成熟于唐宋、兴盛于明清。明清时，由于民间木版年画的盛行和民间花样剪纸的空前发展，吉祥图案得以大量复制和广泛流传，通过节庆民俗、人生礼俗、服饰民俗和环境装饰等途径深入到社会的每一角落。民间有“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说法，习惯用谐音表意和象征手法寄托吉祥寓意，逐渐形成一套约定俗成的吉祥主题纹样，这些吉祥主题纹样也构成女书装饰图案的主题，其中富有代表性的有：
（1）瓜瓞（蝶）绵绵：通常表现为瓜类植物加蝴蝶。瓜瓞是大小瓜类的总称，包括金瓜、南瓜、葫芦。瓞为小瓜，又与蝴蝶之“蝶”谐音。《诗·大雅·绵》有“绵绵瓜瓞，民之初生”、神话中有葫芦（瓜）生人的故事，相传人类的始祖伏羲女娲即自瓜中出。此图多表达生命繁衍的主题。女书中的“瓜瓞绵绵”纹样非常丰富。如一幅装饰角花，其主体为花篮中衍生出的一对叠生的瓜果，圆圆的瓜蒂仿佛是生命的眼睛。瓜瓞的左右还飞舞着一蝶一凤，既用来点题，又使画面浪漫夸张，充满生机；另一幅仅由一只展翅飞舞的蝴蝶构成，但用蝴蝶触须上顶着的一个类似金瓜的装饰物来巧妙地点题。
（2）龙凤呈祥：通常表现为龙凤对举，相伴翱翔。龙凤为“四灵”之二种，民间公认的具有灵性的动物。龙为华夏图腾，进入世俗领域于老百姓而言，则是风调雨顺，吉祥平安的象征。在南方，龙又是人们崇拜的水神；凤由鸟崇拜而来，又为楚人的图腾和风神，《山海经》中曾记载凤凰状如五采斑斓的山鸡，能歌善舞，见则天下安宁。民间常将龙凤相配，寓美好姻缘、好事成双，或表达对美满生活的祝福。女书中的“龙凤呈祥”角花，分别由双龙双凤构成。双龙簇拥着铜钱花纹的宝珠，组成双龙抢宝的吉语；双凤簇拥着一枝笔和一柄如意，合成必定如意的吉语。女书中的凤凰，还常常与花鸟蝶纹配对，寓凤穿牡丹、凤凰于飞、鸾凤和鸣之美意。
（3）连生贵子：通常表现为莲花、莲叶、莲蓬、莲子、莲藕等莲族图案加鱼、桂花、石榴等物。莲花外表硕大娇好，且有“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品质，又与佛教联系密切。释迦牟尼与弟子以莲花自喻，佛台常以莲花宝座装饰，民众普遍崇拜的观音菩萨也是高坐莲台。莲花还与其它先开花后结实的植物不同，它“华实齐生”，而且全身是宝，故倍受人们青睐。女书图案中的连生贵子，多由莲花、莲叶、莲蓬、莲子、莲藕等莲族图案加桂花组成。莲，谐音“连”，桂花象征贵子。女书中的莲花还常用在情爱领域，荷花、莲蓬及藕合成“因何（荷）得偶（藕）”、两朵并蒂莲构成“并蒂同心”。
（4）福寿双全：通常由蝙蝠、蝴蝶、佛手、寿桃、牡丹、寿字符、万字符、古铜钱、元宝、聚宝盆图案组合而成。福，在汉语里通常指幸福、美满、顺遂。《说文》曰：“福，备也。”即完备美好之意。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就把“福”具体归纳为长寿、富足、健康、好的修养、善终等五种福分。女书中的“福”通常以蝴蝶、蝙蝠、佛手表示，主要取它们的谐音，再加以象征长寿的寿桃，表示福寿双全的含义；寿本是一个平凡的字，但由于它的概念与人的生命、福分息息相关，故格外受到关注。中国人以人为本，而生命是万福之本，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就将“寿”置于五福之首，并将它美化为寿字纹。寿字纹通常有团寿与长寿之分，其变形有300种之多，是汉字符纹中变体最多的一个字。另有一个符号卐，音万，来源于古人对太阳的崇拜和太阳纹的抽象概括。佛教曾用它作为护生符，故有人认为它来源于印度。其实早在我国公元前三千年前的马家窑出土的陶器上，就有此类刻画符号。武则天当政时，曾被正式用作汉字“万”。女书的字符和图符中都直接采用了这两种符号。其中不少女书的插图还将卐字纹组合在寿桃上，构成“万寿”。另一幅女书插图“寿”字符与左右对飞的蝙蝠相配，并将盛开的梅花点缀其上，表达“梅开五福”、“福寿双全”的寓意。
三、女书图案的地域文化色彩
女书的装饰图案及风格中，还透露出不少南方古代楚、越文化痕迹。
如女字的长菱形结构方式与战国时南楚一带的纺织品造型风格相仿，张正明先生指出，战国中期，“最受楚人偏爱的几何形纹是菱形纹。……（它们）在纺织品上就成为占优势地位的主题花纹了。这些菱形纹变化多端，或有曲折，或有断续，或相套，或相错，或呈杯形，或与三角形纹、六角形纹、S形纹、Z形纹、字纹、工字纹、八字纹、圆圈形纹、塔形纹、弓形纹以及其他不可名状的几何形纹相配，虽奇诡如迷宫，而由菱形统摄，似乎楚人有意要把折线之美表现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楚人这种菱形结构花纹及抽象符号，在现今江永一带及邻近地区的瑶、苗、侗、土家织物中仍能找到。楚人对菱形纹的偏爱和南楚一带少数民族的织绣传统以及江永女书字符的菱形结构方式不应只是一些毫无联系的巧合吧。战国时代楚艺术的另一个明显特征之一是“以流畅而富于节律感的曲线为主导的造型因素”。在楚帛画、雕塑、漆画等艺术造型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楚人这种灵动，富有运动感、律动感的笔触。女书在书写上擅长运用圆弧形笔划，而且将这些笔划构成的字体书写得轻盈飘逸、刚柔相济、昂扬俊俏，似与楚艺术风格不谋而合。
女书的插图，多以意写形，舒卷流动的祥云花草，凤鸟飞蝶穿行其间，想象的空间不受时空的限制，也不受自然形态的束缚。可以随意嫁接移植，牵枝引蔓。让四时花开同枝，八方果香共园，颇似楚艺术绚丽奇谲的浪漫风格；插图中凤鸟形象的反复出现又是楚人及扬越民族先民风鸟崇拜的遗存。此外，女书字符中以鸟形为象形造字基础的现象，似乎也与春秋时就流行于楚、越一带的鸟虫书（又称鸟篆）有某种精神上的承继和贯通。
女书的装帧艺术多集中在“三朝书”当中。“三朝书”通常被当作“贺三朝”婚礼中的珍贵礼品，故尤其重视包装效果。一般以黑布为封面，红布包角。右侧书脊边手工缝制的装订线，呈回字纹图案，针脚细腻、考究。从外观上看似古本线装书，古朴庄重、美观大方。用色以黑、红为主，并以大红为扉页，这种用色方式，颇接近楚漆画色彩，也与楚人尚赤习俗相契合。
四、女书图案的女红文化色彩
江永女书是世界上现存的唯一的女性专用文字。但不是唯一的女性用字现象。从汉语言文化圈来看，日本“平假名”的产生和发展、韩国“谚文”的发展均与女性有关。这些文字虽然起初是靠女性们的使用维持和发展起来的，然而最终与两国所使用的正统汉文融合，成为全民通用字。日本“平假名”和韩国“谚文”之所以不能形成相对独立的女性文字，原因固然有多种，但本人认为，其中重要原因在于它们缺乏象中国女书那样的女红文化背景的支持。女红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女红”亦称“女工”，指旧时中国女性所从事的家庭手工劳作——纺、织、染、挑、绣、缬、缝纫等，同时也泛指这种女性家庭劳作的产品。女红文化是由这种“女红”的存在和发展即形成的社会文化现象。
促使中国妇女与女红结缘的是中国“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产模式。这一模式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之久，具有极大的稳定性。“男耕女织”的生产分工也将家庭劳作划为女性的专利，并促使“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的形成，这在客观上促使以家庭手工劳作为代表的女红文化得以迅速发展。
促使女性与女红结缘的还有民俗的力量，象中国特有的婚俗、服饰习俗及年俗都将女红融入民俗生活之中，使之成为女性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起源于汉代的“乞巧节”，又称女儿节，可谓世界上最早的妇女节。“乞巧节”年复一年的“乞巧”、“赛巧”、“斗巧”，是女性们展示女红、交流手工技艺的极好机会。它的存在巩固和强化了中国女性的群体审美意识，促进了女红技艺的传承和发展。
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男权统治，将女性束缚于家中，也极力推崇“女工”，并将女工作为衡量女子德才水平的标志。由于长达数千年的封建文化的推波助澜，女红文化得以向全社会各阶层的女性中渗透，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女红文化现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宠大的精通和擅长女红的女性群体，并在数千年的女红经验积累中将这种女红技艺发展成为精美的占中国民间美术主导地位的民间工艺品，这些都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少有的。
江永一带为女红之乡，据说旧时当地缠足之风颇盛。女子缠足后足不出户，四季于闺房内事女红，大量时间消磨在自家阁楼，被称作“楼上女”。“楼上女”一生最宝贵的时光都用于事女红，勤劳巧慧的女性秉性和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使她们不甘寂寞，常邀友结伴，三五成群边做活边唱女书，也自然而然将女字织绣在巾帕上，或用竹棍写于布上，之后又出现以纸代布，以笔代棍的情况。做女红、识女书成为她们在狭小的生活圈子里寻求精神寄托的方式之一。
当地还有女书来源于女红图案的传说，尽管传说不等于历史，但它所提示的女书与女红的特殊关系令人深思。如织锦中通经断纬，反面织正面看的方法以及斜织法，与某些女字的构成相似；挑花又称“十字绣”，其针法特点为斜十字针迹，数纱挑织，交叉运针，这种针法与女字笔划走势相近。
女书的书写格式也是艺术化的。它由右自左，竖行排列。书写得好的女书，竖行整齐如线，横排也是插花对空，有如纳鞋底的花针，间距相等。无论是直视还是左右斜视都齐整美观，赏心悦目。这一切，都仿佛是女红技艺在纸上的转移或再现，没有深厚的女红功底、没有日积月累、千针万线地数纱挑绣的训练，从未上过学堂的妇女们是难以做成如此美妙的女书文章的。女书之乡的许多女书高手既会写女字，又会描女红，还是织绣、剪纸巧手，正说明女书与女红相伴相生，密不可分。
当地还有以字符为图案元素，制成女红用品的传统。《江永县志》载当地妇女纺织花带，“多编喜、寿、福、禄等字样，也有吉祥图案，八根花带缝合在一起，就成了珍贵的八宝被面”。八宝被面也盛行于临近的江华瑶乡。据调查，当地现今大约在民间留有千余台原始织机。将大量的汉字吉祥用语、民谣、民谚以及类似文字的符号织人被面，或绣入女红用品中，是这一带女红工艺的一大特色。
大量文字进入女红制品反映了当地妇女对文字的热爱和崇拜心理。由于她们在文化地位上十分低下，渴望与男性一样读书识字而又难以实现，只好利用手中的女红来另辟蹊径，创制出能发挥女性优势，而男性又无法取代的文字符号。
当地旧时流行的“歌堂哭嫁”唱女书习俗、婚后“贺三朝”送女书“三朝书”习俗、结交“老同”（同性伙伴）以女书交流感情的习俗、一年一度“女儿节”、“吹凉节”期间“读纸读扇”习俗都为传习女书、交流女红技艺提供了的极好时机。这些活动不仅使女书文字在使用的过程中更加完善和系统化，而且也通过寄情于物的方式，将女性的情愫和审美理想贯注其间，使女书成为集装饰因素和情感因素为一体的，人见人爱的民间工艺品。
虽然女书文字的信息交流价值已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消逝了，然而它的作为民俗工艺品的艺术价值依然存在，是一份意韵悠远、内涵丰富、风格独特的珍贵文化遗产，亟需在抢救的基础上加以开发利用，使其弘扬光大，为美化新生活服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