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湖南省江永县，流行一种记录当地方言的特殊文字，它既不是方块汉字，也不属拼音文字，而是参照汉字形体创制的特殊文字系统。它们只在女性范围内使用，当地人们称之为女书，而把普通汉字叫做“男书”。报道这一发现的《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宫哲兵）于1983年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公开发表后，曾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惊奇和重视。近几年对女书调查研究逐步深入，特别令人喜悦的是，1991年初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谢志民编著的三大卷女书资料汇编《江永“女书”之谜》，使世人得以窥见女书的全貌。书中按十类体裁编排，收录女书作品208件，而其中的民间文学就达到168件，计有民间抒情歌谣99件，谜语44件，民间叙事诗歌25件，不论在作品的件数或字数上都占着绝对优势。非民间文学作品主要是书信，占了31件。

       这些文学作品虽然是用一种特殊文学书写成篇，却完全不同于文人的书面创作。就作品本身而言都是在当地民间世代相传的口头文学，只是用女书文字记录写定，仍保持着它们的本来面目。就流传方式来说，它们主要是在一伙姐妹中读唱（女书文体全部是韵文），其文本实际上是供人们口头咏唱的脚本，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作品当作民间口头文学来看待。女书中有25件民间叙事诗歌，最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就有八部，即《祝英台》、《卖花女》、《罗氏女》、《王氏女》、《肖氏女》、《三姑记》、《鲤鱼精》和《秦香莲》。这些作品给我们研究女性心灵世界在民间叙事文学中的反映提供了极宝贵的资料。

       （二）

       女书这种特殊文字，是由女性创制并为当地女性所享用的。女书所载的那些叙事诗篇，就整体而言，并非女性所创造，而是来自民众的口头传承。但它们进入女书，却被女性作者加工改制，染上了特殊色彩。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女性心灵世界的奥秘。

       女书中的叙事诗篇，除《清朝不太平》等少数篇目外，绝大多数都是取材于爱情婚姻家庭生活，全以女性作主人公，由亲人的悲欢离合构成激动人心的故事，在娓娓动听的叙述中突出女主人公的自立自强精神。

       《祝英台》叙述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悲剧，为中国著名的四大传说之一。祝英台从女扮男装，出外求学，到结识山伯，以身殉情，处处表现出不同凡俗的主动精神。《鲤鱼精》叙述一条成精的鲤鱼幻化成富家小姐与书生相恋的故事。虽然最后被包公的宝镜照出了原形，其主动追求幸福爱情生活的形象可与祝英台相媲美。

       其他各篇的故事均发生在已婚夫妇的家庭生活中间。《卖花女》中的张氏，在丈夫官场遇危难的情况下，毅然决然走上街头抛头露面叫卖自己所剪的纸花，借以维持全家生计。“奴家算来不由命，上街去做卖花人，剪起纸花街上卖，卖起银钱过光阴。”上街后受到皇亲国丈的凌辱，痛斥压迫者的暴行，坚贞不屈，惨遭杀害。后来由包公昭雪沉冤，起死回生，才与家人重新团聚。“做官要学包丞相”，“为人要学张小姐”。女主人公坚毅刚强的形象栩栩如生。

       《王氏女》又名《王（或黄）氏女对金刚经》，叙述一个笃信佛教的女子因熟读《金刚经》被阎王褒奖使其女转男身，考中状元而富贵显达的故事。作品中虽然贯串着佛家的报应轮回观念，可是让妇女转身当状元，和某些通俗小说，戏曲中的女扮男装考中状元一样，又强烈的表现出女性要求自立自强、出人头地的心理。

       《三姑记》由民间故事《三女婿》改编而来，叙述某财主的三女儿，自愿嫁给一个小伙子。在给父亲庆寿时，因家道寒伧，不及两位姐姐富有，在嫌贫爱富的父母面前受尽欺凌。可她人穷志不穷，“哪个穷人穷到底，哪个富贵栽了根，哪有青山无古树，哪有世上无穷人，日后若还有好处，定与母亲说分明。”后来果然时来运转，而作威作福者则家道败落，受到命运的嘲弄。

       还有《肖氏女》，系根据宋完南戏剧目《肖淑贞祭坟重会烟缘记》改编而成，《罗氏女》所叙述的即《秋胡戏妻》的故事，早在唐代变文中即已出现。这两篇作品都是叙述女主人公在同丈夫长期悲苦离别之后，能忠贞不渝地抗拒他人对自己的诱惑或摆布，终于迎来了夫妻之间的美满团聚。他们自立自强的品格在这悲欢离合中得到突出的表现。

       对这些作品进行宏观考察，可以看出：

       1、它们不仅以女性为主人公，而且大都将女主人公塑造成旧时代的“女强人”形象。在婚前主动向自己的意中人表示爱情；在婚后家庭生活处于逆境时，勇敢而乐观地挑起维持家庭生计的重担；在丈夫长久别离的情况下也能抗拒种种胁迫诱惑，把握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和社会上男性处于支配地位的情况相反，这些作品中的男性大都比较怯弱，且不说《祝英台》的梁山伯和《鲤鱼精》中的公子，完全是文弱书生形象；《三姑记》中的穷庄稼汉和《王氏女》中的赵屠户，也十分憨厚老实，家庭事务完全由妻子操持；就是《卖花女》中当了解粮官的刘公子，遭遇危难时回家来也束手无策。女主人公的有胆有识，能干泼辣和男人们相对的软弱无能相映成趣，使故事叙述生动活泼，给女主人公形象增添了动人的光彩。

       2、要求女性和男人地位平等的强烈愿望。《祝英台》中的女主人公要求女扮男装出外求学时曾慷慨陈词道：“好女入得千人队，好马入得万人场”，“则天皇帝一女皇，总管山河实威风”。在我见到的许多梁祝故事文本中都没有这类话语，只存在于女书中，就突出地表现了女性跃动的内心世界。

       3、坚持婚姻自主，勇敢地和外来的胁迫诱惑进行抗争。《三姑记》的三姑娘自愿嫁给一个穷小伙子，“他做高官他富贵，我爱苦来我爱贫”，她相信贫富贵贱可以改变，“男勤耕来女勤织，皇天不饿苦耕人。黄河尚有澄清日，岂可人无得运时。”《卖花女》中的张小姐，对国丈的威胁利诱毫不动心，严词予以痛斥：“宁可为刀杀下死；不愿失身伴皇亲，若是依你成亲事，披毛戴角是畜牲。”在坚持婚姻自主的过程中，表现出“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崇高品质。

       3、对官家的憎恶和鄙视。中国男性受儒家“学而优则仕”思想的熏陶，热衷于“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以仕途显达、光宗耀祖为人生最大追求。女书所载的这些民间叙事文学中的主人公，却大都对丈夫出外求取功名富贵，采取厌弃态度。特别突出的是《罗氏女》，丈夫秋胡在新婚数日后便要出门求官。说什么“男儿十五无官职，枉作男儿做文章”，“有志跳得龙门过，无志不敢入朝堂”。妻子罗氏却苦口婆心加以劝阻：“你今要去求官职，山遥水远路难行”，“何不在家安乐好，当然坐定管田庄”，希望共同安享家庭生活的乐趣。而最主要的是她担心丈夫在外喜新厌旧，变成忘恩负义的角色，“又怕丈夫心不正，花开儿女爱他乡”，“女人便似金心女，男人尽是铁心肠，世上真心有几个，做官多少不回乡。”经过几次辩论，丈夫执意要走，罗氏无可奈何，后来秋胡在外备尝官场艰险：“朝中官人无数万，十个求官九个亡，十个做官九个死，路上枯骨白如霜。”终于按照罗氏意愿回归乡里了。秋胡故事早见于敦煌石室的唐代变文之中，然而变文中却是母亲对儿子出外游学求官难舍难离，而妻子则对丈夫唯命是从：“女生外向，千里随夫。今日属配郎君，好恶听从处分。郎君将身求学，此惬儿本情”。女书中的同一故事，却让女主人公扮演了劝阻丈夫出门求官的角色。这表明随着封建社会走向腐朽衰败，儒家的道德伦理在女性中的影响力已大大削弱，不能不令人深思。

       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家对女性的主要道德规范是“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它们不仅严重束缚了中国妇女的身心，而且“曾经是世界性的倾向”。女书中民间叙事作品，对女性性格和命运的描写，打破了儒家的道德规范，按照劳动妇女的意愿，塑造出一系列具有自立自强精神、闪射出理想光芒的女性形象，这是极有意义的。

       （三）

       女书所载的这些民间叙事文学作品，因受女性心灵的投射，在艺术表现上也有自己的鲜明特色。

       1、浓厚的浪漫主义色调。女书中有一些自叙身世的作品，完全用写实手法自叙自叹个人的悲苦境遇，哀婉动人。而在上述几部虚构性的长篇叙事作品中，却以女主人公为强者来构造故事，情趣迥然有别。中国旧时代的妇女身受多重压迫，地位低下，如同一些小说戏曲中所描写的，心比天高，却命同纸薄，许多美好意愿在黑暗现实中只能化作泡影。这样，在民间叙事中对一系列“女强人”形象的刻划便不能不借助浪漫主义的幻想来完成。

       一是请出中国民间传说中受人称道的清官包公来主持正义，惩罚邪恶。忘恩负义，不认前妻的陈世美，是秦香莲向包公哭诉冤情，由包公处以极刑的。《卖花女》中张小姐被害，深埋在花园里，也是由包公出面伸张正义，使冤案大白。这位包公不仅敢于触犯皇亲国丈，对前来说情的皇帝和娘娘也不放在眼里，“包公看了心大怒，无道昏君骂几声，国丈治罪犯条律，又把圣旨说人情”。“一句气了包丞相，大骂娘娘正宫身”，“若是不看万岁面，要你娘娘做不成。”包公还有沟通鬼神的能耐。包公虽然在宋代历史上实有其人，民间文学中却对他的事迹以夸张虚构，成了凝聚被压迫民众理想愿望的箭垛式的人物。

       二是请出民间宗教信仰中的神灵来帮助主人公逢凶化吉。在中国南方道教颇为流行，民间道教信仰以玉皇大帝为宇宙间最大天神，包公胆大包天，就由于他自称“上界玉帝拨下我，相伴仁宗圣王君。”玉帝手下还有一位巡察人间善恶的使者——太白星君，“小姐正在双流泪，太白星君下凡尘，太白星君来变化，变做街坊卖菜人”，他在《卖花女》、《肖氏女》、《三姑记》等几篇作品中都曾化身相助女主人公，以巨大神通消灾赐福。这类角色虽然和人们的宗教信仰有关，却已在民间文学中被塑造成为体现人们美好意愿的艺术形象，给黑暗现实注入一线光明，增强了作品乐观主义的情调。

       2、叙说的委婉细腻。几部长篇叙事诗均未触及社会斗争的重大事件，完全叙说家务事、儿女情。因将女性的细腻、敏感和富于同情心的特点融汇其中，便显得格外生动亲切，娓娓动人。《三姑记》中便有很好的例子。富的大姑、二姑家的孩子哭了，外婆拿起大块猪肉给他们吃。贫穷的三姑家的孩子哭了，外婆到厨房里走了一圈，“好东好西全不拿，拿个罗卜起满筋”。孩子饿极了，一口吞下，外婆见了不但不同情，反而“拿只棍子打女孩，骂她是个叫化精。”抓着一个极普通的生活细节来描述渲染，便突现人物的性格，造成了情节的起伏，而且表达了叙述人的褒贬爱憎。

       这些民间叙事作品一方面有着对于日常生活的广泛而生动的描述，同时又驰骋丰富的想象，倾注热烈的情感，表现出女性经营的语言艺术的特殊魅力。

       （四）

       女书产生在一种特殊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

       关于女书所使用的这种奇特文字的来源，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它是先秦时期一种古文字的孑遗，有人则认为不过是明清时期当地女性以传统图案和普通汉字为基础所创造出来的记录当地方言的特殊文字。

       为什么这种文字能在当地创制和流传呢？

       原来湖南江永一带的居民，是南北参半，汉瑶杂处。妇女缠小脚，不下地生产，只在家中纺纱织布，生活较为悠闲。可是这里受南方一些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影响，又流行女子“不落夫家”的习俗，女子婚后三天即返回娘家，直到生孩子以后才能随夫居住。在不落夫家期间，不能与其他男性交往，只能在女性群体中生活。在当地的民间节日中，有些节日是为女性所专有的，如正月十五和四月初八的女子“斗牛节”，六月至七月上旬的“吹凉节”。还流行结拜“七姊妹”的活动。这样，就为女性进行群体活动，聚集在一起学习读唱女书，传承民间文字，交流思想感情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本文提到的八部民间叙事诗，有五部由江永县上江圩乡普美村的老太太高银仙抄存。关于该村的一篇调查报告介绍有关情况道：

       解放前，这里的女子时尚裹脚，不事农桑，只在家里纺纱织布，操持家务，女子出嫁，“三朝”过后择吉日回娘家，节庆日夫妻方可见面，直到有了孩子才长住夫家。

       古时本村女子有一种专门的节日——四月初八斗牛节，庆贺牛王的生日，这一天，本村的青年女子聚在一起娱乐，懂女书的妇女就读唱女书，至晚方散。

       普美村以前曾有女书流传。高银仙老太太至今会读会写女书，并且还保存着女书。高银仙现年83岁（1985年），未婚前在娘家学会女书，曾有六个结拜姊妹。女书的传授方法是，由会女书者读女书，学的人在旁边听边记。读女书时，男女都可以在旁边，只要愿意，谁都可以学，但男子都不屑于学，只有女子学。

       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江永县的女性社会一方面与男性社会隔绝，另一方面在这个女性社会的内部又特别活跃。文字是社会交际的工具，一个女性社会的形成，为一种女性文字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创造了条件。”以这种特殊文字来记录写定和传播的民间叙事文学作品，经历漫长年代，便打上了女性心灵的深刻烙印，赋予它们以女性文学的特殊光彩。

       民间文学通常都是一种口头传承的语言艺术，象中国这样用一种在女性群体中使用的特殊文字来记录传播民间文学，实为罕见。这一奇特现象不能不激起学人的极大研究兴趣。

       民间文学作品通常都是一种口头传承的语言艺术，有的国家干脆把它叫做“口承文艺”，而江永女书却以一种完全和口语一致的方言文字来记录传布民间文学；在通常情况下，民间文学传承的性别特征并不十分突出，许多作品通行于男女两性混合群体之中，而江永女书中的民间文学却在与男性隔绝的纯粹女性所书中流传。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不能不激起海内外学人的极大研究兴趣。

       补充说明：

       1、本文原载于《民间文学论坛》1992年第3期。

       2、本文在译成英文时，题目改为《中国女书中的民间叙事文学》。

       附录：女书的一次海外之旅

       我多年从事中国民间文学与民间文化的研究，当中南民族大学的学人于上世纪80年代发现湖南江永女书的信息披露后，立即激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我首先读了宫哲兵先生主编的《妇女文字和瑶族千家峒》一书（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随后又读到谢志民先生编撰的三大卷《江永“女书”之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谢著洋洋大观，不仅搜罗的资料十分丰富，而且将女书正文与现代汉语译文进行对照，给其他领域的学人提供了研究的便利。我作为国际民间叙事文学学会的会员，恰好收到于1992年7月赴奥地利参加第10届大会的通知，经和几位同仁磋商，便确定以《中国湖南江永“女书”中的民间叙事文学》为题撰写论文，让女书走向世界。

       对于女书，不同专业的学者可以从不同视角来进行研究。我读到的208件女书作品中，民间文学就达168件，叙事诗歌在它们中间又占了25件，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长篇叙事诗就有8部，即《祝英台》、《卖花女》、《罗氏女》、《王氏女》、《肖氏女》、《三姑记》、《鲤鱼精》和《秦香莲》。它们大都是以爱情婚姻家庭为题材的中国民间叙事诗的代表作，在中国各民族民众口头广泛流传，具有深远影响。

       这些叙事诗大多有汉文的书面文本流行，但女书文本并非依照汉字文本的简单转译，而是对当地女性群体中口头传唱的叙事诗篇的女书文字记录，而且在传唱和记录过程中，融进了许多女书传人的艺术创造。因而从这些作品中不仅可以窥见当地女性优美心灵世界的奥秘，还显露出她们对民间叙事作品进行创造加工的丰富艺术才华。此外，从这些将叙事、抒情融为一体，全篇完整和谐，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大型女性文本来看，也充分显示出女书文字本身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其文字体系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地步。

       国际民间叙事文学学会（ISFNR）是一个研究民间口头叙事文学、久负盛名的国际学术团体。每5年召开一次大会，进行学术讨论和换届选举。第lO届大会于1992年7月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举行，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150多位学人参加，中国学者以德高望重的贾芝先生为首，另有刘守华、刘铁梁、李扬和王炽文。《湖南江永“女书”与书中的民间叙事文学》一文，请武汉大学胡孝申先生译成英文，向与会学人散发并安排在会上宣读论文提要。

       7月10日上午我作报告时，这个学会的前任主席、芬兰著名学者劳里·航柯以及亚洲地区执行主席、印度著名学者亨多特地前来参加，他们对女书及女书中所反映的中国妇女的生活与命运十分关注，听完报告后纷纷提问。航柯问：女书作品属于什么时代？享多问：过去中国那么多妇女缠足，那末她们怎么能够出门求学甚至当兵打仗？我在简要答辩中，特别强调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妇女的勤劳智慧、勇敢强悍的品格。

       《湖南江永“女书”中的民间叙事文学》一文的中文刊于北京出版的《民间文学论坛》1992年第3期，后来载入我所著的《比较故事学》一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它的英文本收入国际民间叙事文学学会编辑的题为《民间叙事和世界观》（Folk Narratlve and Wold View）的论文集中，于1996年在奥地利出版。与此同时，在日本出版的一个著名英文杂志《亚洲民俗研究》（ASIAN FOLKLORE STUDIES）的编辑也对此文给予好评，他几次进行联系，要求我们对论文作进一步修改补充，后来刊登在《亚洲民俗研究》1994年第2期上。

       我认为女书是具有特殊价值的女性文化创造成果，不论从文字学、文化学、民族学、民间文学等诸方面都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即以这几部叙事诗而论，我那篇论文只是一个粗略评述，其特色与价值还有许多文章可以作。最近我就把它们推荐给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位研究员，供她在研究和撰写《中国民间叙事诗发展史》时使用。现在，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声浪在国际国内正日益高涨，我热切希望女书这一辉煌的民间文化成果，能够在未来岁月里得到很好的传承与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