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女书发现以来，关于女书的时代和起源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是甲骨文时代的文字，与甲骨文有密切的关系，是起源于商周时期的古文字。又有人说它直接继承了史前刻划符号，由原始社会演变发展到今天。这些“难以捉摸的玄想”给女书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妨碍了对女书进行科学的研究。笔者拟从女书的文字、作品、物件、传人、造字者、史志记载等方面，论证女书决非先秦古文字。
一、女书与汉字
女书大约有1200多个表示音节的单字，其中大部分是借用和改造汉字而成。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分为古汉字与今汉字。古汉字指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籀文，以及战国时期的六国文字。今汉字指汉代流行的隶书，以及汉代以后通行至今的楷书等。
研究发现，被女书借用和改造的汉字，绝大多数不是古汉字，而是今汉字——楷书，这证明女书不大可能是先秦古文字。在甲骨文中，象形、象事文字占大多数，形声字只有20％左右。如果女书直接借用甲骨文，那么女书中的象形、象事文字应特别多，然而事实上女书中的象形、象事字很少。楷书中，形声字占80—90％。女书借用的汉字中形声字比较多，说明女书借用的汉字是今汉字而非古汉字。
甲骨文流行于商周时期，主要在宫廷内使用。商周以后，甲骨文埋藏地下，朝野无人得知，史籍从无记载，直到清朝末年才被偶然发现。从商周到清末，没有人见过甲骨文，当然江永县的妇女也不可能见过甲骨文，她们怎么可能直接借用甲骨文而创造女书呢？
如果说女书在商周时期已经创造出来了，那么这种文字是怎么由北向南推进的呢？经过哪条路线？传播过哪些民族和地域？如果找不到中间环节的证据，那么几千年的时间跨度、几千里的空间跨度，又怎么去加以说明呢？中国是一个重视古文字，又重视修史修志修谱的国家，假如女书是从北到南，流行几千年的一种活文字，在历史上毫无记载，似乎也不大可能。
女书的极少数字形与史前刻划符号、甲骨文相同或相似，这并不能说明女书与史前刻划符号、甲骨文有直接的关系。楷书是由史前刻划符号、甲骨文发展而来的，自然有些字形与史前刻划符号、甲骨文相似。女书大量借用了楷书，所以有些字形与史前刻划符号、甲骨文相似是不奇怪的。
女书借用和改造的汉字，少数是繁体字，多数是简化字。如：
☆是借“双”而非“雙”；☆是借“斗”而非“鬥”；☆是借“后”而非“後”；
☆是借“圣”而非“聖”；☆是借“号”而非“號”；☆是借“声”而非“聲”；
☆是借“劝”而非“勸”；☆是借“几”而非“幾”；☆是借“个”而非“個”；
☆是借“难”而非“難”；☆是借“经”而非“經”；☆是借“罗”而非“羅”；
☆是借“摆”而非“擺”；☆是借“变”而非“變”；☆是借“千”而非“韆”；
☆是借“里”而非“裏”；☆是借“义”而非“義”；☆是借“归”而非“歸”；
这样大量地借用和改造简化汉字，证明女书的文字决非古老。简化汉字在古代称为“俗字”，宋元俗文学的流行，才使俗字多了起来。钱玄同先生说：“现在通行于民众社会的简体字，……十有七八都是从宋元时代流传下来的。”清代俗字最多，且知识分子也不以用俗字为耻。学者黄宗羲、吕留良，文字学家江永、孔广森都喜欢写俗字、简体字。清末与民国开始了早期简化汉字的运动，俗字在民间空前普及与流传。女书借用大量的俗字、简体汉字，足证它的创造时期应在宋元以后，很可能在清代。
值得注意的是，有几十个女书文字与汉字没有明显的亲缘关系，它们与当地妇女纺织、女红图案相同或相似。在当地关于盘巧（九斤姑娘）造字的故事中，也说女书是根据妇女纺织、女红的图案创造出来的。在女书花带、巾扇等物件上，我们可以发现双凤戏萄、彩蝶纷飞、猎人捕鹿、盘王过海、天女散花等吉祥图案，还可以发现女书文字中有卐（万）、☆（寿）等吉祥字符。我们很难找到这类吉祥图案、字符与先秦文化的联系。中南民族学院民俗学专家何红一副教授就说：“女书文字与工艺品中所反映的吉祥文化、图案、字符等，带有明显的明清时代的特征。”
大多数研究女书的专家都认为女书有两类文字。一类是独创性文字，独体字多，结构简单，数量较少。另一类是借用与改造汉字而成，合体字多，结构复杂，数量较多。上面的分析说明，这两类文字都不是先秦古文字，它们被创造的历史并不会很久远，大约是在宋元以后。
二、女书的作品
如果女书是先秦古文字，那么女书作品中应该有大量的先秦故事与文化。女书由先秦流传至今，也应该反映出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的重大事件与民俗文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女书作品有两类，一类是当地妇女自己创作的，反映当地妇女生活、劳动、爱情与家庭的，如《卢八女》、《杨细细》等。这类作品的故事几乎全部发生在清末和民国，清以前的罕见。另一类女书作品，是将当地汉字叙事诗翻译改编成女书叙事诗，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王氏女》等。这些汉字叙事诗绝大多数是流行于明清时代的，说明女书的这一类作品历史并不是非常古老。
女书作品中叙述的人物，大多是明清文学作品中流行的人物，如玉皇大帝、包公等。玉皇大帝在宋以前称天帝，宋真宗赐于他玉皇大帝的封号，明清时进入通俗文学作品中，普及到了民间。特别是通过《西游记》，使玉皇大帝这个神话人物人人皆知。再如包公，本宋代人，作为文学人物最早出现在元杂剧中，明清时才广泛流传于民间。
女书作品中所反映的观念，基本上是明清时代的。例如，对于女性贞节观念的高度重视，先秦、汉唐文学作品中是不突出的。宋明理学开始提倡妇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明清时推广到民间，逐渐登峰造极。又如佛教中的因果报应观念，大量进入民间文学作品中，也是在明清时代的事。
女书作品的文体几乎全部是七言叙事诗，这种体裁在先秦汉唐是少见的。唐代流行变文，宋代流行说书，把七言叙事诗作为唱词，明清最为盛行。华中师范大学的民间文学专家刘守华教授认为：“从文本的形态考察，女书作品与明清时期流行的民间口头文学作品有协调一致的风格，看不出它有更古老的文化成份。”
三、女书造字者
围绕一种文字，往往会流传关于这种文字造字者的故事，这些故事会大体上反映这种文字的时代。例如，汉字传说由黄帝的史官仓颉所造，这反映了汉字发生于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关于女书的造字者，江永县流传三种说法。
1.女妃造字。不知什么朝代，江永县一美女被选进皇宫。她远离亲人与姐妹，满腹忧伤，欲诉无人。于是她根据家乡的女红图案创造了一种秘密文字，写信诉说自己的不幸，托人带回自己的家乡。她转告家乡的结拜姐妹，要用土话去读字。有人认为宋钦宗时代江永荆田村的才女胡玉秀即这位女妃，但胡玉秀并未入选皇宫。
2.盘巧造字。很久以前，上江圩乡桐口村有一个姑娘叫盘巧，她最会唱歌，擅长女红，喜欢结交姐妹。有一年，盘巧在山上砍柴时被道州官府的猎队抓走，关在道州城关。亲人和姐妹不知她的去向，无法营救。盘巧用织花边的图案创造了一种文字，写的信藏在猎狗身上，传回到家乡。姐妹们用土话读出了这些图案字，看懂了信的内容。亲人们去道州城关救回了盘巧，从此这种图案字就在当地女性中流传开来。
3.九斤姑娘造字。古时候，桐口村有个姑娘一生下来就有9斤重，大家都叫她九斤姑娘。九斤姑娘爱唱歌，精通女红，与很多姑娘结老庚。老庚之间感情深，要写信，但大家都不认识汉字，学习汉字也非常难。怎么办？九斤姑娘最聪明，她用姐妹们的纺织、女红图案创造了一种文字。
我认为，这三个传说讲的是一件事情。造字者名叫盘巧，江永县上江圩乡桐口村人。因一出生重九斤，故外号九斤姑娘。她擅长唱歌、女红与结交姐妹，她最初用纺织、女红图案创造了一种记录土话的文字，后来大家在使用中又借用了许多汉字。第二个与第三个传说，明显地可以看出是一回事。而女妃造字与盘巧造字，在根本点上也是一致的。
那么，盘巧是什么时代的人呢？不可能早于唐代，因为桐口村与荆田村均建于宋代。桐口村的主要居民为卢氏，据《卢氏族谱》（木刻本）记载，宋代其祖先由山东曲阜迁来，始建桐口村。元代以后，才有周、刘、盘等其他姓氏杂居其中。荆田村全村为胡氏，据《胡氏族谱》（木刻本）记载，祖先在宋代从山东青州迁来，始建剂田村。由此可见，造字者盘巧（九斤姑娘）或女妃，不可能早于宋代。
从“九斤姑娘”的称呼看，造字者应该是清代的人。一个姑娘出生时重9斤，人们将她称为九斤姑娘，老了以后称她为九斤老太，这种称谓民俗流行于清代与民国，鲁迅作品中就有九斤老太的称谓。盘巧（九斤姑娘）本是桐口村人，由当代本村的著名女书传人义年华认定她是造字者，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四、女书传人与女书物件
女书的传授方式是妇女在家庭内一代传一代，那么女书大约传了多少代呢？我们采取由今及古的方式层层上推，以得出女书的大致时代。
80年代后期，桐口村义年华在村子里办了一个女书学习班，培养了几个20岁左右的女书小传人，这些人如今也有30多岁了。同一时期蒲尾村的高银仙在家中教自己的孙女学习女书。她们的女书水平不是很高，但可以认为是最年轻的一代女书传人。
2000年，笔者在江永县调查时见到一位女书传人何新艳，她是铜山岭农场河渊村人，62岁。何新艳10岁时父亲被仇人所杀，就躲难逃到道县田广洞外婆家里，在那里学会了女书。这次调查还见到何静华，62岁，允山乡人。她有一个姨妈住在上江圩乡，8至10岁时，何静华常击姨妈家玩，在那里学会了女书。何新艳与何静华是往上推第二代的女书传人。
80年代创作了大量女书新作品的高银仙、义年华是往上推第三代女书传人。高银仙1990年逝世时88岁，义年华1991年逝世时84岁。90年代最有影响的女书传人是阳焕宜，她1909年出生，至今健在，92岁高龄。道县新车乡新车村的陈巨雄老太太也是女书传人，1985年我去调查时她78岁。阳与陈也是往上推第三代女书传人。
高银仙是跟她姑姑学女书的，义年华是跟她伯母学女书的。据高与义说，她们母亲那一辈妇女，女书传人特别多，当地每个村子都有几个精通女书的妇女，她们就是往上推第四代的女书传人。第四代所经历的是清代与民国的更替时期，现存的大多数女书作品是那个时代的，说明那一代是女书的鼎盛时期。陈巨雄老人是跟她奶奶学会女书的，她奶奶那一辈人就是往上推第五代人。笔者是最早发现和研究女书的学者之一，女书流行地区的每一村庄我都去过，几乎每一个女书传人我都见过。根据我的询问与调查，当地极少有人提到过比五代更早的女书传人的名字和故事。如果一代人按25年计算，那么我们只能往上追溯到125年左右。
女书文字大多写在纸、书、巾、扇等物件上。有些女书传人过世时，她的亲人将她的女书物件焚烧，表示送人阴间供她继续读唱。但并不是全部焚烧，有些要留给后人，例如高银仙、义年华过世时留给后人大量的女书物件。20年来，笔者见到100多件女书物件，也收藏有几十件女书物件，经过询问与调查，没有发现距今五代人以前的女书物件。
我的这一调查结论与唐功伟先生所调查的结果是基本上一致的。他多年担任上江圩乡中学校长，对女书流行地区的情况很熟悉。他90年代调查统计了上江圩乡的女书传人49人，最早的女书传人距今110年前出生，其中，距今100年前出生的有10人，距今80-100年前出生的有29人，80岁以下的7人，不详者3人。他还调查到有4位男性会写女书，其中有3人距今120-130年前出生，1人距今95年前出生。
如果女书是先秦古文字，那么民同应该有历朝历代女书传人的故事，民间收藏的各种女书物件中应该有非常古老的文物。可是，我们从女书传人与女书物件往前追溯，只能追到距今140年左右，大约是清代的后期。
五、史志等文献的记载
江永县共编纂7部县志：明代两部，万历二十三年和崇桢六年；清代4部，康熙六年，康熙四十八年，道光二十六年，光绪三十三年；1995年，又新编县志一部。
明代两部已亡矣，仅存两志的序言，序言中无女书的记载。清代前三部县志保存完好，均无女书的记载。女书流行的上江圩乡、消江乡、城关镇等，是江永县经济、文化、交通发达的地区，如果妇女中流行一种文字，流传有那么多的作品，居然不被县志记载，是不可思议的。江永县女书活动中心是花山庙，妇女们每年阴历五月初十聚会花山庙，她们手拿写有女书的巾帕、纸扇，烧香焚纸，高歌赞颂花山庙的主神姑婆娘娘。江永县志对于花山庙的记载，是有一个过程的。康熙年间的两部县志没有花山庙的记载。道光二十六年县志有花山庙的记载：“每当五月间，香火最盛”，但没有以女性参加为主的记载，也没有女书文字的记载。
光绪三十三年江永县志的记载就不同了，它记载了花山庙会以女性参加为主：“每岁五月，四乡妇女膜拜，香火最盛。”又在《艺文志》中收录了一篇《花山行》诗，诗中描述了花山妇女庙会的热闹场面，其中有这样两句：“巾扇年年逢五月”、“歌喉宛转出高林”。这里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到女书文字，但根据花山庙会的习俗，巾帕和纸扇上用女书文字写着歌词，妇女们边看歌词边高歌颂神。
直到民国20年出版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才有了关于女书文字的明确记载：在江永县的花山庙，“每岁五月，各乡妇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声歌唱，以追悼之。其歌扇所书绳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文字者，余未之见。”这里记载的“蝇头细字”即女书无疑。女书写在纸扇上，这与光绪三十三年县志记载的“巾扇年年逢五月”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女书最流行的上江圩乡，有许多古老的村庄，始建于唐宋元明的均有，许多姓氏都修有族谱。笔者收集到唐氏、义氏等十多种族谱，最早的有宋代的，最晚的有清代中期的，全部是木刻印刷的。族谱中有大量的妇女民俗描写，还有很多诗词散文，但所有族谱中均无女书文字的记载。清嘉庆年间进士蒋云宽曾任刑部主事，辞官后回家乡江永县长居，收集大量当地民风民俗，写成《近游杂缀》一书。书中有大量篇幅描述了江永县妇女的生活、劳动、文化和家庭，其细微程度令人惊叹，然而却只字未提女书。书中详细记录了自己亲历花山庙会的盛况，却对巾扇、女书毫无叙述。这是否说明，清代嘉庆年间，江永县还没有女书流行呢？
综上所述，女书不属于先秦古文字，它盛行于清末与民国时期，其发生期不会早于清代。将女书与甲骨文、史前刻划符号扯在一起，毫无科学根据。日本汉学家小幡敏行说：“许多研究表明，甲骨文和隶书以后的字形没有显著不同，因此，不如说女书是对后来的字体加以改造，其结果，反而与甲骨文近似，这种看法是比较自然的。
著名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也说过：“女书创造于什么时期，也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女书创始于近代的说法，或许比较接近事实。至于说，女书创始于甲骨文时期甚至更早，那是难以捉摸的玄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