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女性学背景下对江永女书研究的缘起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在文学寻根的大背景下，江永女书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从被发现至今，不过短短的三十余年。经过文字研究者的田野考察，勘误校正，现存的江永女书大部分已经有了女书与汉字的对照版本，其间最为主要的有谢志民编著的《江永女书之谜》；赵丽明主编的《中国女书集成》；宫哲兵主编的《妇女文字和瑶族千家峒》；以及江永本地文化馆馆员周硕沂主编的《女书辞典》等等。然而在对江永女书如何进行阐释时，我们并不难发现其间的贫乏和无力。十分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江永女书是中国妇女的苦情象征。由于江永女书中占70％以上为当地妇女的“贺三朝书”，这是一种妇女自传性文体，基本采用七言诗句的形式，其中诉说的内容多为“苦情”。但是仅仅因为其内容“苦情”便将江永女书定位为中国妇女苦情象征是远远不能阐述这种作为世界惟一的性别文化现象，更不能由此类推，中国江永的妇女是中国受苦最深重的妇女人群；其二，在网上有一种流行说法，江永女书是同性恋产物；其三，江永女书是中国式女权产物，由此推论中国历史上便有女权或者母权的文化传统。

       当我们借助西方女权主义的文学理论，从妇女文学阅读和文学写作来分析江永女书时，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学术图景。

       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在其早期论文《走向女极主义诗学》中认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涉及的是作为读者的妇女，即男性创造的文学作品的消费者。它注重对作品进行社会历史分析，从女性学的学术背景来研究女书包括文学作品中的妇女形象，文学批评中对妇女形象及作用的歪曲以及男性建构文学史时种种有意无意的疏漏。它还涉及菲勒斯中心文化对女性读者的控制和利用。肖瓦尔特把这种批评方法称作“女权批评”。第二类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关涉到作为作者的妇女，即研究作为生产者的妇女，研究由妇女创作的文学的历史、主题、类型和结构。它的课题包括妇女创造性的心理学、语言学和妇女语言的有关问题，个别女作家或女作家集团文学生涯的轨迹和文学史的研究。这种批评基于女性亚文化群的假设，是以妇女写作为中心，并牵涉妇女亚文化群的批评。肖瓦尔特把它称为“女性批评”，并认为这才是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重点所在。

       面对“女性与文学”弗吉尼亚．伍尔夫做了思考，写下了《妇女与小说》的论文，《自己的一间屋子》（A Room of 0ne’s Own），她认为文学是镜子，女性文学反映女性的人生境遇。女性写作，首先是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自己的文化传承空间，自己的文化传承对象，自己的文化传人。江永女书的产生、流传，绝不可能是妇女苦情的自话自说，而是当地妇女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公共空间和文化创造的行为能力，才可能呈现的文化现象。

       让妇女的声音浮出历史地表，江永女书作为一种草根文化，尽管产生于中国本土，但是在中国两千年的文明史中，对女性写作的研究仍然是一个历史的盲点。即使进入20世纪，在一些男性作家的笔下，女性的真相仍然是被掩盖的，女性只是等待男性来拯救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或用来寄托男性某种理想的载体。说出江永女书背后女性写作的真相，仍然要靠女权主义的力量来完成。

       借助西方的女权主义文学镜子说的理论，以文学文本为历史的或隐或现的副本，从中分析妇女历史的或现实的生存状况，以了解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重视作品的社会意义；也借助女权主义的文学灯塔说的理论，从清理男性文本的性政治转入对女性文学传统的寻找，转入对江永女书妇女创作的微观分析，主要侧重对江永女书创造力的评述，便显得十分必要了。

       二、如何在女性学背景下对江永女书研究

       1、镜子说：江永女书流传地历史的或现实的生存状况

       江永女书流传地属于五岭之南，大山阻隔了这里与外界的联系，而湘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却从这里孕育发源。进入这里的村庄，一般要走吊桥或者坐船。这里的村落，远远望去，傍山临水，烟雾缭绕，鸡鸣犬叫，飞檐林立，很有远离皇权的世外桃源的韵味。进了村庄，更是让人惊讶她们生活的优越，小溪顺着青石板路蜿蜒，在家门口便可以舀水淘米做饭了。有溪水在村庄环绕，村庄自然要清洁许多，方便许多。

       ①、汉文化与瑶文化的交融

       历史上，这里是汉瑶杂居的地域，这里的瑶族免除了徭役。而且至今在某些瑶族地域，例如邻近的江华瑶族自治县岭东地域至今仍然保留是男从女居，女性为家族传人的习俗，是母系社会。将当地的家庭关系与中国主流社会比较，将女书流传地的家庭关系作为社会家庭案例研究，还有瑶族居住地域有两不辟宗的婚姻习俗，即母系父系不分，舅舅，一律称为叔叔。在楚地，还有母系家族的遗风，所谓“娘亲舅大”，将舅／甥关系当作父系制社会结构下，母系家族的权力象征。

       在当地婚俗中，“摆歌堂”更具有汉族文化与瑶族文化交融的特征。我在靠近公路旁边的一个叫荆江的村子里，拜访了一位叫何静雪的老人，她就很能唱女书，也会编织女书花带，她拿出自己编织的花带，还指指点点地说出花带上的一个个传说和故事来。这位老人有78岁了，我们拉家常之后，再说起女书，她便回忆起当年她在娘家结拜姊妹学唱女书的情景来。

       “那时候村子里的大户人家嫁女，摆歌堂要唱三天三晚，提早一年，就开始摆歌堂，我们这些做姑娘的就跟着去唱”。这类似今天正式演出之前的彩排。

       ②、特殊地域的妇女社会地位

       据江永县志（《江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介绍：江永县位于湖南省南部，东邻江华瑶族自治县，南毗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西交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西北为广西灌阳县，北与道县接壤。在这一片东西长60公里，南北宽63公里，面积为1632.6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17个民族，全县23万人口，其中瑶族占50％，这里大体为“六分半水三分半田土”，属于亚热带南缘季风湿润气候，四季分明，天气温和，“暑不烁骨，寒不侵肤”，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据当地村民的介绍，这里的所谓“三分半田土”，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大山。我们在普美村了解到，这个村子人均田地均不到一亩。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这里的男耕有着与中原不一样的形式。水源的丰富，男人们上山下江放木排，成为主要的生产劳动，而留守在家园管理种植业养殖业的主要靠妇女。由于地处深山腹地，家家户户的民宅为了防野兽入侵，房屋与房屋都是紧密相连的。各家没有自己的场院，各家的妇女纺棉花，晒花生，都集中到一个公共拥有的地坪——祠堂门前。实地了解当地妇女的生存状态，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这里的父系制的祠堂也是妇女文化的传承空间，因为这是当地唯一的公共空间，也是全村人公共拥有的空间。别无选择。女书的流传与当地的妇女的公共空间活动，例如经济生活乡土文化婚嫁习俗密切相关。

       其次，这一地域具有父系制下的妇女从夫居传统的同时，又有新婚三天后回娘家居住的习俗，有结拜姊妹“过斗牛节”和女性崇拜（如花山庙）的习俗。正是在这些当地习俗中妇女有了群体社会活动交往，有了妇女互赠女书的群体发声使传承女书与女字成为可能，使江永女书成为一种在潇水流域的父系社会中以妇女为文化主体创作的产物。

       除了稳定的、得天独厚的、男耕女织的、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人文地理生活环境外，女书的流传，还得力于当地乡村文化的支撑。当地的一些大户人家，这些人家既是当地父系制乡土文化的支撑者和传承者，也是女书文化的支撑者和传承者。

       女书流传地的家庭关系作为家国同构的社会家庭案例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走访的10个女书流传的村落，几乎都有父系制的从夫居的完整的族谱。可是，这种父系制的象征——祠堂几乎就是江永女书传承的歌堂。关于姓氏与村庄的关系，我在杨仁里先生家中拜访时听到的观点更让人惊异。杨先生是江永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原任主任，现在已经退休在家，是一位江永女书研究和瑶族文化研究的专家。当我问到为什么我们白天所到的村子，往往是一个村子一个姓的时候，杨仁里先生说，江永女书流传地的村子一般都是一个姓一个村子，这是因为这里上千年以来没有战乱和大的灾荒，所以也就没有大的人口迁徙和流动。这的确是江永的一个很独特有趣的乡土人文景观。例如周姓的江永上甘棠村就是千年古村，义姓棠下村也有500年以上的历史。

       2、灯塔说：江永女书妇女创作与传承的传统

       男耕女织是中国农耕文化精髓的体现，江永女书是一种织的书写，绣的书写。在江永女书流传地，女书传人享有与男性的“秀才”同样的声誉。女书不仅仅是当地女人书写的作品，而且是织物的蓝本和图样，是值得与中国文化典籍和文学史的代表作品和作者的专题研究同样重视的，是属于中国文化“半边天”的宝贵遗产。

       ①、作为女性群体写作的研究

       将江永女书文字的起源、传承和主流社会的文字起源传承做比较。比如，我们对远古历史的文字和文本研究，往往取证于远古年代出土的文物，如某个年代的古墓内随葬的陶器、竹简等等。对于中古或近现代的文字和文本研究，往往取证于一些典藏的古籍，如书写的文本、印刷的版本及各个年代的官府或民间的出版物。然而在面对江永女书这一种独特的妇女文字和文本的研究时，当目睹女书传人用蝇头小楷在扇面书写展示独特的女书文字时，我们不难发现，我们走进女书流传地域，便走进了当地妇女编织的——是由另一种元素的书写构成的世界。这里更多的是织物、刺绣、扇面、图案、字符，以及口头说唱、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书写的文本是一种妇女之间相互赠送的“贺三朝书”，三五页自传文体的后面，往往留白，夹上五彩丝线，或者描绘了各种图样。有印花蓝色土布做成的封面，也有用更好的布料、书脊是用针线缝合的“线装书”。江永女书也常常书写在扇面上，在当地也被称为“读扇”。

       江永女书作为女性文学案例研究，首先是江永女书文化创造中的妇女主体身份研究。本土妇女学和妇女文学理论的建树，必须向本土民间妇女学习，其重要性在于这将使我们的女性学与民间的本源承接，拥有自己的文学传统。在梳理女书与女性文学的关系时，需找回女性文化创造的传统与自信，研究独特的女性文化及传承方式，研究适合女性文化创造的社会背景。

       表述妇女的自尊自恋自怜情义。例如：在姊妹结交书中写道：百香修于女，百花镶藕莲，雪豆木家子，藤长根亦深；围墙着根须，根深近千年（谢志民编著《江永女书之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其次，需要将江永女书的文本与男权主流文本作内容和艺术形式的比较分析。例如：在“贺三朝书”中常常有发自内心的对女性地位不平等的感叹：别人求我山中水，我求别人六月风（赵丽明主编《中国女书集成》1992年版）。辛辛苦苦打起花街借路行（赵丽明主编《中国女书集成》1992年版），为什么自己修出来的“花街”还要“借路行”呢？只因女性不是路的主人，同人绣花两分天，几时过得人世间（赵丽明主编《中国女书集成》1992年版）。直接指控妇女与自己创造的绣品属于两个不同的天地，直指父系制社会对男女不同的双重社会标准。

       在江永女书中将眼前景，身边事，信手拈来的诗句比比皆是，例如：“开开椟门高床上，妹没在楼好伤心，只算结交有宽日，谁知你身先别吾。正好成行共针做，才给乌天盖满云”（谢志民编著《江永女书之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只因为姐妹在一块做针线活，才允许乌云遮满天空，好大的气魄和胸怀！她们将自己对姐妹的思念之情比喻为：不信往看屋檐水，点点落地不差移？“拆散桥桩有人架，拆散好恩没奈何，只说结交有长日，才给霜天日不长。”“没水开船损煞渡，没渡过河害杀人十分”。“不修黑路行，将身灯头跽”（谢志民编著《江永女书之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三朝书里就有很多表达女性互相依靠，互相照料的内容，从文本分析，凸现了一种女性的主体意识。劝出嫁的姐妹不要责怪夫家，“只怨朝廷治错礼”，说这是朝廷礼教决定的，是女嫁男家，包办婚姻。这种劝解表现出一种崭新的视角，直指朝廷，朝廷礼制错了，这就突破了在男权文化下那么多女诗人、女词人不敢说的话。这样的文学气象是男权文化中从来未曾见过的。

       ②、作为女人历史的研究

       目前看来，除了将江永女书作文字方面的整理和翻译之外，还没有从女性学的学术背景下做过整体地系统地考察和梳理。

       运用田野实证和人物访谈的研究方法，记录女书的传人故事，女书与汉文的对照文本，大量的实地拍摄图片，将对中国妇女在文学实践活动中的地位进行论证，对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妇女文学传统，进而深入发掘中国本土女性文化的资源，从性别视角研究妇女与文字传承十分有益。

       福柯在《词与物》一书中指出“知识在于语言与语言的关系，在与恢复词语与物的巨大的统一的平面，在于让一切东西讲话。”（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5页）对江永女书的实证研究，说到底“是一次恢复一群没有历史的人们的历史的尝试，”

       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应该将科学放在文化具有多元性的这种立场上来理解。其中，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桑德拉·哈（Sandra. Harding）的研究颇具影响。她提出，“科学”应被用来指称任何旨在系统地生产有关物质世界知识的活动。在这种宽泛的科学定义下，所有的科学知识，包括近代西方确立起来的科学，都是所谓的“地方性知识”，或者“本土知识体系”。她认为，后殖民主义的科学技术研究的这种策略使得其能够探究不同文化的科技思想和实践的特色，它不仅可以为原有的概念框架添加新的研究主题，还能迫使概念框架本身发生变化。

       当我们将江永女书流传地的日常女红制作、嫁妆的图样风格、民俗歌谣、民居建筑等等“物”的因素引入研究视野，我们重新审视江永女书流传地拍摄到的大量的民居、女书原件、各种女红作品，将发现我们进入的是一个“词”与“物”重新对话的世界。

       在语言学中，“书写”与口头表达的言语相对，书写的是文字记号亦即“文本”（text）。透过这一类词语，统治、锦绣、经济、组织、经验、始终、级别、路线、细致、政绩、继续、统筹、经纬……我们似乎可以触摸到几千年来古代中国妇女的经验尽管被主流文化边缘化，但是中国妇女经验在男耕女织的框架下仍然进入了中国文化的内核。我们从江永女书的案例分析，可以探索其间的妇女创造主体性与创造空间。

       当然，我们当今的江永女书研究已经要大大突破以往文本的局限。我们今天所说“文本”不再只是文字记号，它指涉的也包括妇女刺绣编织作品本身，将更多的妇女的织物当成符号，当成像小说、诗歌一样成为我们研究的“文本”。

       ③、梳理与西方妇女文学与文字学不同的学术走向

       钱穆先生认为：“西方宗教乃分天与人为二，世界必有末日，科学乃求以反天，人凭其知识技能来利用天，征服天。中国人之道德艺术则通天人，和内外，而自人性认清人心为出发点。东西方文化分别，可谓主要正在此。特定的生存环境下形成了”（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1月版第22页）中国传统学术的两大类特定走向，一是心性之学，一是治平之学。心性之学，指的是道德自我修养，包括审美情趣等等。治平之学，指的是修身齐家治国，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和历史。我们的先人一直都在追求和探索，因为他们一直以“人”这种复杂不定的对象为研究对象。所以传统中国的所谓社会科学就是以人为基本元素的科学，注重主观修养，文史哲不分家。我们在进行江永女书的梳理中能发现当地妇女通过咏叹、唱和、“针线”抒发情感，通过咏叹“针线”交流绣品追求真善美，企求达到天人合一的完美人生境界，从而梳理与西方妇女文字学不同的学术走向。

       由此可得出结论是：借鉴西方的女权主义理论，深入进行江永女书中的妇女观研究，对具体问题做具体的历史的甚至是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我们摆脱西方中心论的中国妇女“被压迫——被拯救——被解放”模式，也能从本土文学中剔除男尊女卑的糟粕，同时发掘宝贵的本土女权精神资源，为中国女性文学、女性文化研究打开思路，提供鲜活的本土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