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女书的时代和起源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它与甲骨文有密切的关系，是起源于商周时期的古文字；有人说它直接继承了史前刻划符号，由原始社会演变发展到今天。笔者通过对女书的作品、物件、传人、史志记载等方面研究探讨，认为女书是清代的文字。
一、女书的作品
如果女书是先秦古文字，由先秦流传至今，应该反映出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的重大事件与民俗文化。然而事实决非如此。
女书作品有两类：一类是由当地妇女自己创作，反映当地妇女生活、劳动、爱情与家庭的，如《卢八女》、《杨细细》等。这类作品的故事几乎全部发生在清末和民国，清代以前的罕见。另一类是将当地汉字叙事诗翻译改编成女书叙事诗，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王氏女》等。这些汉字叙事诗绝大多数流行于明清时代，说明女书的这一类作品历史并不是非常古老。
女书作品中叙述的人物，大多是明清文学作品中流行的人物，如玉皇大帝、包公等。玉皇大帝在宋以前称天帝，明清时进入通俗文学作品中，普及到了民间。《西游记》的流传使玉皇大帝这个神话人物人人皆知。包公，本是宋代人，作为文学人物最早出现在元杂剧中，明清时才广泛流传于民间。
女书作品中所反映的观念，基本上是明清时代的。例如对于女性贞节观念高度重视，先秦、汉唐文学作品中并不突出。宋明理学开始提倡妇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明清时推广到民间，并逐渐登峰造极。又如佛教中的因果报应观念大量进入民间文学作品中，也是在明清时代的事。
女书作品的文体几乎全部是七言叙事诗，这种体裁在先秦汉唐是少见的。唐代流行变文，宋代流行说书，而把七言叙事诗作为唱词，明清最为盛行。刘守华认为：“从文本的形态考察，女书作品与明清时期流行的民间口头文学作品有协调一致的风格，看不出它有更古老的文化成分。”
二、女书传人与女书物件
女书的传授方式是妇女在家庭内一代传一代，那么女书大约传了多少代呢？我们采取由今及古的方式层层上推，可以得出女书的大致时代。
80年代后期，桐口村义年华在村子里办了一个女书学习班，培养了几个20岁左右的女书小传人，这些人如今也有30多岁了。同一时期蒲尾村的高银仙在家中教自己的孙女学习女书。她们的女书水平不是很高，但可以认为是最年轻的一代女书传人。
2000年笔者在江永县调查时见到的女书传人何新艳，是铜山岭农场河渊村人，62岁。她外婆是龙田村人，小时候在那里学会了女书，后嫁到道县田广洞村。何即是跟外婆学的女书。这次调查还见到何静华，62岁，允山乡人。她有一个姨妈在上江圩乡居住，何静华8岁～10岁时，常去姨妈家玩，在那里学会了女书。何新艳与何静华是往上推第二代的女书传人。
80年代创作了大量女书新作品的高银仙、义年华是往上推第三代女书传人。高银仙1990年逝世时88岁，义年华1991年逝世时84岁。90年代最有影响的女书传人是阳焕宜，1909年出生，至今健在，已经有92岁高龄。道县新车乡新车村的陈巨雄老太太也是女书传人，1985年我去调查时，她78岁。阳与陈也是往上推第三代女书传人。
高银仙是跟她姑姑学女书的，义年华是路她伯母学女书的。据高与义说，她们母亲那一辈妇女，女书传人特别多，当地每个村子都有几个精通女书的妇女，她们就是往上推第四代的女书传人。第四代所经历的是清代与民国的替换时期，现存的大多数女书作品是那个时代的，说明那一代是女书鼎盛的时期。
陈巨雄老人是跟她奶奶学会女书的，她奶奶那一辈人就是往上推第五代人。根据笔者的询问与调查，女书流行地区极少有人提到过比第五代更早的女书传人的名字和故事。
如果一代人按25年计算，那么我们只能往上追溯到125年左右。
女书文字大多写在纸、书、巾、扇等物件上。有些女书传人过世时，她的亲人将她的女书物件焚烧，表示送入阴间供她继续读唱。但并不是全部焚烧，有些要留给后人。例如高银仙、义年华过世时留给后人大量的女书物件。笔者20年来见到100多件女书物件，也收藏有几十件女书物件，经过询问与调查，没有发现距今五代人以前的女书物件。
我的这一调查结论与唐功伟先生所调查的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多年担任上江圩乡中学校长，对女书流行地区的情况很熟悉。他90年代调查统计了上江圩乡的女书传人49人，最早的女书传人距今110年前出生。距今100年前出生的有10人，距今80年以下的7人，距今80年～100年出生的有29人，不详者3人。他还调查到有4位男性会写女书，其中有3人距今120年～130年前出生，1人距今95年前出生。
如果女书是先秦古文字，那么民间应该有历朝历代女书传人的故事，民间收藏的各种女书物件中应该有非常古老的文物。可是，我们从女书传人与女书物件往前追溯，只能追到清代的后期。
三、史志等文献的记载
江永县共编纂7部县志。明代2部，即万历二十三年1部，崇祯六年1部。清代4部，即康熙六年1部，康熙四十八年1部，道光二十六年1部，光绪三十三年1部。1995年又新编县志1部。
明代两部已亡佚，仅存两志的序言，序言中无女书的记载。清代前3部县志保存完好，均无女书的记载。女书流行的上江圩乡、消江乡、城关镇等，是江永县经济、文化、交通发达的地区，如果妇女中流行一种文字，写有那么多的作品，举行那么隆重的集体活动，而不被县志记载，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江永县女书活动中心是花山庙，妇女们每年阴历五月初十聚会花山庙。她们手拿写有女书的巾帕、纸扇，烧香焚纸，高歌赞颂花山庙的主神姑婆娘娘。江永县志对于花山庙的记载，是有一个过程的。
康熙年间的两部县志没有花山庙的记载。道光二十六年县志有花山庙的记载：“每当五月间，香火最盛。”但没有以女性参加为主的记载，也没有女书文字的记载。
光绪三十三年江永县志的记载就不同了，它记载了花山庙会以女性参加为主：“每岁五月，四乡妇女膜拜，香火最盛。”又在《艺文志》中收录了一篇《花山行》诗，诗中描述了花山妇女庙会的热闹场面，其中有这样两句：“巾扇年年逢五月”、“歌喉宛转出高林”。这里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到女书文字，但根据花山庙会的习俗，巾帕和纸扇上用女书文字写着歌词，妇女们边看歌词边高歌颂神。
直到民国二十年出版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才有了关于女书文字的明确记载：在江永县的花山庙，“每岁五月，各乡妇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声歌唱，以追悼之。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文字者，余未之见。”这里记载的“蝇头细字”即女书无疑。女书写在纸扇上，这与光绪三十三年县志记载的“巾扇年年逢五月”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女书最流行的上江圩乡，有许多古老的村庄，始建于唐宋元明的均有，许多姓氏都修有族谱。笔者收集到唐氏、义氏等10多种族谱，最早的有宋代的，最晚的有清代中期的，全部是木刻印刷。族谱中有大量的妇女民俗描写，还有很多诗词散文，但所有族谱中均无女书文字的记载。
清嘉庆年间进士蒋云宽曾任刑部主事，辞官后回家乡江永县长居，收集当地民风民俗，写成《近游杂缀》一书。书中有大量篇幅描述了江永县妇女的生活、劳动、文化和家庭，其细微程度令人惊叹，然而却只字未提女书。书中详细记录了自己亲历花山庙会的盛况，却对巾扇、女书毫无叙述。这是否说明，清代嘉庆年间，江永县还没有女书流行呢？
四、女书造字者
围绕一种文字，往往会流传关于这种文字造字者的故事，这些故事会大体上反映这种文字的时代。关于女书的造字者，江永县流传三种说法。
1.女妃造字。不知什么朝代，江永县一美女被选进皇宫。她远离亲人与姐妹，满腹忧伤，欲诉无人，于是她根据家乡的女红图案创造了一种秘密文字，写信诉说自己的不幸，托人带回家乡。有人认为宋钦宗时代江永荆田村的才女胡玉秀即这位女妃，但胡玉秀并未入选皇宫。
2.盘巧造字。很久以前，上江圩乡桐口村有一个姑娘叫盘巧，她最会唱歌，擅长女红，喜欢结交姐妹。有一年，盘巧在山上砍柴时被道州官府的猎队抓走，关在道州城关。盘巧用织花边的图案创造了一种文字，写成信藏在猎狗身上，传回家乡。姐妹们用土话读出了这些图案字，看懂了信的内容。亲人们去道州城关救回了盘巧，从此这种图案就在当地女性中流传开来。
3.九斤姑娘造字。古时候，桐口村有个姑娘一生下来就有九斤重，大家都叫她九斤姑娘。九斤姑娘爱唱歌，精通女红，与很多姑娘结老庚。老庚之间感情深，要写信，但大家都不识字。九斤姑娘用姐妹们纺织的女红图案创造了一种文字。义年华曾写过一篇女书《要问女书何处来》说：“只听前人讲古话，九斤姑娘最聪明，女书本是姑娘做，做起女书传世间。”
我认为这三个传说讲的是一个人。造字者名叫盘巧，江永县上江圩乡桐口村人。因一出生重九斤，故外号九斤姑娘。她创造了一种记录土话的文字，后来大家在使用中又借用了许多汉字。盘巧与九斤姑娘，明显地可以看出是一个人。
女妃与盘巧都是江永县上江圩乡铜山岭人，一个住荆田村，一个住桐口村，两个村子仅一河之隔。她们都喜欢唱歌、女红、结交姐妹。都经历了远离家乡、亲人、姐妹的痛苦。她们都是用纺织、女红图案造字，都要用土话去认字。盘巧造字的可信性大些，而女妃造字的编造性比较明显，可能是盘巧造字的传说演化成了女妃造字的故事。
那么盘巧是什么时代的人呢？桐口村与荆田村均建于宋代。桐口村的主要居民为卢氏，据《卢氏族谱》（木刻本）记载，宋代其祖先由山东曲阜迁来，始建桐口村。元代以后，才有周、刘、盘等其他姓氏杂居其中。荆田村全村为胡氏，据《胡氏族谱》（木刻本）记载，他们的祖先在宋代从山东青州迁来，始建荆田村。由此可见，造字者盘巧（九斤姑娘）或女妃，都不可能早于宋代。
从“九斤姑娘”的称呼看，造字者也应该是清代的人。一个姑娘出生时重九斤，人们称为九斤姑娘，老了以后称为九斤老太，这种称谓民俗流行于清代与民国，鲁迅作品中就有九斤老太的称谓。
五、女书借用的是今汉字
女书大约有1200多个表示音节的单字，其中大部分是借用和改造汉字而形成的。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分为古汉字与今汉字。古汉字指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籀文以及战国时期的六国文字。今文字指汉代流行的隶书、以及汉代以后通行至今的楷书等。
研究发现，被女书借用和改造的汉字中，绝大多数不是古汉字，而是今汉字——楷书。在甲骨文中，象形、象事文字占大多数，形声字只有20％左右。如果女书直接借用甲骨文，那么女书中的象形、象事文字应该特别多，然而事实上女书中的象形、象事字很少。楷书中，形声字占80％～90％。女书借用的汉字中形声字比较多，说明女书借用的汉字是今汉字而非古汉字。
甲骨文流行于商周时期。商周以后，甲骨文埋藏地下，朝野无人得知，史籍从无记载，直到清朝末年才被偶然发现。从商周到清末，没有人见过甲骨文，江永县的妇女怎么可能直接借用甲骨文而创造女书呢？
如果说女书在商周时期已经创造出来，那么这种文字是怎么由北向南推进的呢？经过哪种路线、传播过哪些民族和地域？如果找不到中间环节的证据，那么几千年的时间跨度、几千里的空间跨度，又怎么去加以说明呢？中国是一个重视古代文字、又重视修史修志修谱的国家，假如女书是从北到南，流行几千年的一种活文字，在历史上毫无记载，似乎也不大可能。
女书的极少数字形与甲骨文相同或相似，并不能说明女书与甲骨文有直接的关系。楷书是由甲骨文发展而来的，因此有些字形与甲骨文相似。女书大量借用了楷书，所以有些字形与甲骨文相似是不足为怪的。
六、女书借用了大量的简体汉字
女书借用和改造的汉字，少数是繁体字，多数是简化字。如：
☆是借“双”而非“雙”
☆是借“圣”而非“聖”
☆是借“劝”而非“勸”
☆是借“难”而非“難”
☆是借“摆”而非“擺”
☆是借“里”而非“裹”
☆是借“斗”而非“鬥”
☆是借“号”而非“號”
☆是借“几”而非“幾”
☆是借“经”而非“經”
☆是借“变”而非“變”
☆是借“义”而非“義”
☆是借“后”而非“後”
☆是借“声”而非“聲”
☆是借“个”而非“個”
☆是借“罗”而非“羅”
☆是借“千”而非“韆”
☆是借“归”而非“歸”
这样大量地借用和改造简化汉字，也证明女书的文字并不古老。简化汉字在古代称为“俗字”，宋元俗文字的流行，才使俗字多了起来。钱玄同先生说：“现在通行于民众社会的简体字……十有七八都是从宋元时代流传下来的。”代俗字最多，且知识分子也不以用俗字为耻。学者黄宗羲、吕留良，文字学家江永、孔广森都喜欢写俗字、简体字。清末与民国开始了早期简化汉字的运动，俗字在民间空前普及与流传。女书借用大量的俗字、简体汉字，足证它的创造时期应在宋元以后，很可能在清代。
值得注意的是，有几十个女书文字与汉字没有明显的亲缘关系，它们与当地妇女纺织女红图案相同或相似。我们很难从双凤戏萄、彩蝶纷飞、猎人捕鹿、盘王过海、天女散花等吉祥图案、吉祥字符中找到与先秦文化的联系。相反，“女书文字与工艺品中所反映的吉祥文化、图案、字符等，带有明显的明清时代的特征。”
日本汉学家小幡敏行说：“许多研究表明，甲骨文和隶书以后的字形没有显著不同，因此，不如说女书是对后来的字体加以改造，其结果，反而与甲骨文近似，这种看法是比较自然的。例如，女书的‘步’字，酷似甲骨文字，但仔细观察其构造，就会发现，甲骨文字左右二足系会意，而女书只不过是‘止’与‘少’的组合。实际上，足的象形并不是构成要素，这一点是明了的。从而，女书的‘步’字不能认为来源于甲骨文字。况且，撇开字义讨论字形的近似，有时可能偶然一致，但缺乏说服力。姑且不谈计量语言学的手段，至少对发音和字义置之度外，单纯比较对照形体是无意义的。总之，女书与甲骨文类似的观点说到底没有跳出直观印象的框框，不能成为解开起源之谜的根据。还有的学者指出，女书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符号相似，对此总有种荒唐无稽之感。”
总之，女书盛行于清末与民国时期，其发生期不会早于清代。著名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说：“女书创造于什么时期，也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女书创始于近代的说法，或许比较接近事实。至于说，女书创始于甲骨文时期甚至更早，那是难以捉摸的玄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