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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研究
研究评论
论文专著
原始母系社会的文化——江永女书
潘慎;梁晓霞

         我与女书

       我(潘慎)和女书接触比较早。记得在1956年,我在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语文》社工作,主要负责文字改革和文字学方面的稿件。某日,收发诸世德女士交来一大包稿件,寄件人是:长沙湖南省博物馆李正光。签收后,打开一看,内容真丰富,计有:用发黄了的毛边纸手写的女书若干(确切的数目忘了,可问李先生);约50厘米见方的月白蓝布一块,上面写有女书文字,四角画有花纹图案,应该是刺绣的半成品;一把旧摺扇。在李先生的来信中,介绍了江永的简单沿革以及女书的使用概况(后来我的论文《稀有文字——妇女字》的前面一部分就是根据李先生的介绍而写的)。我看了以后,非常惊奇,我们祖国竟然还存在这种奇特的文字!就引起了我的好奇,想看看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字,于是就从文字学角度进行探讨,可是这批资料虽多,却全是女书原文,使我无从下手。幸亏其中有一份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张书写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女书和汉字逐字对译的,我就根据这少得可怜的资料去探索,发现女书和甲骨文有不少共同之点,所以我认为女书是甲骨文的变体或旁支,就用汉字的“六书”来“对号入座”,写出了一篇《稀有文字——妇女字》,那是19574月间的事。我把文章拿给指导老师周定一先生(他是语文社主编)看,并希望能“近水楼台”,在《中国语文》上发表。周先生认为文章很不错,要发表比较困难,主要因为没有女书文字的铅字,制铜版的成本又高,要我先搁一下再说。那知没到两个月,“反右”运动开始,我有幸而成为右派分子,那时有一条没有公布的规定:凡是右派分子的文章著作,一律不予刊用,于是,我的文章被处以“无期徒刑”了。假如没有“反右”运动,女书决不会要等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被“发现”。19583月,我被语言研究所撤职,临走时我并未按照手续把李先生的一大包女书资料交出,而是悄悄地带回了家,因为我预感到这种文字总有一天会受到人们的重视的。1959年初,我被捕,接着坐牢、劳改、强迫自愿留场就业,一晃20年,直至1978年下半年才被劳改队清理回家。一到家,立即检点旧时书稿,居然片纸未失,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而能如此完璧,实属奇迹!问诸老妻,乃知红卫兵小将嫌我家太寒酸,不屑光顾,于是书稿成了“漏网之鱼”,当翻到女书资料时,着实倒吸了一口凉气,那时,如果红卫兵小将们光临寒舍,搜到了女书,肯定会认为是“美蒋特务的密码”,那我不被枪毙也得判无期,真是不幸中之大幸也。1979年赴北京落实政策,乘便到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的《民族语文》杂志社找旧同事刘璐女士,希望能发表那篇女书文章,也因为排字困难而被婉拒了,直到1987年才蒙山西的《语文研究》接受,刊登于第一期上,篇名《稀有文字——妇女字》,真想不到一篇不到两千字的小文章,竟然跨越了整整30年!不过能见到天日,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也。

       1980年,我想想这批女书资料终究不是属于我的,做人不能瞒心昧己,恬不知耻地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应该归还李先生才是。但是,经过了20余年的大动荡,人事的变迁很大,不知李正光究竟还在不在博物馆,于是先去信探听,居然联系上了,我告诉他,当年的女书资料还保存着,只遗失了一把扇子,随即付邮,原物归赵,了却一件心事。据李先生告知,他曾几次三番去信语言所,索取这份珍贵的女书资料,都如石沉大海。后来,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碰到了当年语言所的老同事《中国语文》主编侯精一,闲聊中说起女书资料的事,他说:“怪不得找不到,原来你在犯错误!”我说:“幸亏我犯错误,这批资料如果存放在语言所里,语言所从中关村搬到建国门,中间换了矿业学院、端王府等好几个地方,又经过文化大革命,把我的档案都丢了,还能保存读者的来稿吗?这叫做错事变成了好事。”在女书资料极度稀少的今天,能保存下这份资料,可以算是女书研究领域中的一件幸事,自我表扬一下,也是我对女书事业的一点小小的贡献。

       原来我已经放弃对女书的研究了,因为我是“一穷二白”,手头只有李正光先生送给我的三薄本女书原件外,什么资料都没有,即使有心研究,也无从下手,所以,1987年当赵丽明女士和我通信时,我就把仅有的三本女书送给她了,不过,我对女书的兴趣并未减少,而是换了一个方面,企图把书法溶进女书文字里,用女书书法来扩大女书的影响。

       1989年我有事到北京,造访了赵丽明女士,在她家幸会了周硕沂先生,他正在和赵女士一起合编《中国女书集成》。我和他彼此都知道,就是没有机会见面,神交已久,现在聚首,也是三生之幸。他告诉我,他也是右派,并说李正光也是右派。这太巧了!我们三个人被称之为“女书先驱者”,竟然同一命运,同榜高中。不过,我在首都北京,应该属于“进士级”,李正光在长沙省城,属于“举人级”,而周硕沂在江永县城,只好屈居“秀才级”了。真是妙不可言!

       199111月,在女书之乡江永召开第一次国际女书学术研讨会,我被邀参加,在路经长沙时,拜访了李先生,邀他同往江永,30余年的神交,至此始得一会,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那次他本来要出席会议的,无奈他是长沙马王堆文物的美术总设计者,马王堆文物要赴法国展出,他不能不去,江永之会不能参加了,否则,女书三“右”同会,亦一韵事也。

       我对那次学术会议的感觉是:

       1.自以为研究女书的专家“权威”太多了一点。

       2.主观臆断代替了科学的论证。

       3.据说某些女书专家垄断资料,缺乏研究学术的雅量。

       4.没有解决半个女书的实质问题,如:女书的起源,女书文字是表音还是表意,女书为什么只流传于江永的上江圩一带弹丸之地并且只在妇女之间使用,女书和甲骨文、西夏文、南粤文等究竟有什么关系等等。

       从整个大会来说是成功的,它集中了国内外许多研究女书专家和女书研究爱好者,显示出了女书这种文字的存在,今后尽管再也不会有人使用,但决不会绝灭得无影无踪,它将和其他古文字一样,作为祖国的一份文化遗产,永远留在历史的文库之中,供人们研究。在这次会上,我有幸认识了梁晓霞女士,她很有才华,今后,我们就开始合作,一直至今,她曾撰写并出版了一本《中国女书》,下面的文章是我们合作写的。

         女书的起源问题

       女书留下的“哥德巴赫猜想”真不少,不是区区一篇短文所能言尽的,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女书的起源问题。

       女书究竟起于何时,众说纷纭。在当地的女书界流传着几个神话传说,像“九斤姑娘女红造字”、“盘巧姑娘造字”、“七仙女造字”、“神台买书”等等,除了故事情节美丽动人以外,所提供的历史资料只是“很久以前”、“很早以前”、“古时候”等等模糊概念,即使是“荆田胡氏皇妃传书”,似乎具体了一点,但也只有“唐朝”或“宋代”的朦胧概念,也都是不足为据,惟一可以接受的是女书是女人创造的。

       1991年的研讨会上,一些专家根据他们的研究,提供了几种女书起源的论述。

       1.是以现存的女书资料为依据,再上推若干年,以定女书的起源。据说有学者保存最早的为康熙本,于是上推一二百年,定为明末清初或明代中叶。在去年11月,江永“一节一会(湘粤桂第六届南岭瑶族盘王节暨江永女书国际研讨会)”的女书研讨会上,武汉大学的宫哲兵教授举出一件文物史证——一枚太平天国的制钱,举证的目的显然是想说明女书的起源不会很早,为1991年女书研讨会上提出的根据最早的清康熙本,据此上推一二百年,断代在明朝中末期的论断作进一步的论证,可惜仅此一枚,也就是“孤证”,其价值并不高,何况在现社会,连娘老子都能造假,区区一枚小钱!据日本文教大学的研究女书学者远藤织枝女士的考证,这枚太平天国的制钱是伪造的。退一步讲,暇如这枚太平天国制钱确是真品,似乎可以把女书的起源定为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尊重女权,提倡男女平等,又制订了不少新的制度,很有制订文字的政治条件,如果能发现一本诸如《天朝田亩制》那样的《天朝文字制》之类的文献,那么女书起源之争可以迎刃而解了,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出现,同时,太平天国在咸丰年间,比康熙晚了近200年,因之,有康熙本女书存在,女书文字就不可能是太平天国制定的。今年,湖南《零陵学院学报》第一期上发表了宫哲兵先生的《江永女书是甲骨文时代的古文字吗?》文中罗列了不少资料,力图论证女书不可能是“甲骨文时代的古文字”,并引用了著名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的论断“女书创造于什么时期,也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女书创始于近代的说法,或许比较接近事实。至于说,女书创始于甲骨文时期甚至更早,那是难于捉摸的玄想。”

       对于宫哲兵先生的一些论点,我们不敢苟同,我们将另外撰文和宫先生探讨。对于周先生的论点,我们认为未免有点草率。记得有一位语言所的同事曾告诉过我一事件,1958年,有一位湖南妇女到北京,由于言语不通,她写了一种文字,却谁都不认识,找到语言所,一样不认识,请教周先生,也不认识,据说就是女书。不知周先生还记得有这事否?周先生不是研究女书的,怎么可以贸然认同“女书创始于近代的说法”呢?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文字的形成和完善,都是渐进的,不可能在几年或一二百年之间由形成到完善的,在现代,或许可以用行政命令强制推广,可惜古代不是现代。

       2.认为女书出自“南越文”或“西夏文”,他们的论点根据是女书文字中有些和“南越文”或“西夏文”相似、相近。这可怪了,南越和西夏相隔几千里,女书竟能同时和他们有瓜葛?要知道,只有一个母亲可生两个孩子,没有两个母亲生一个孩子。你说女书文字中有些和“南越文”或“西夏文”相似、相近,就可以断定女书出自“南越文”或“西夏文”;我也可以说“南越文”和“西夏文”中有些字和女书文字相似、相近,“南越文”和“西夏文”都出自女书,女书是“南越文”和“西夏文”的母字,是一个母亲生了两个孩子。

       3.认为女书是“文字史上的返祖现象”,“返祖”,它的“祖”是谁?是甲骨文吗,还是别的?有没有史证?

       4.认为女书是“汉字的支系”,他们承认女书非常古老,却认为它曾经和商代的甲骨文并行使用过。既然女书和甲骨文并行使用过,那为什么安阳殷墟只发现甲骨文而没有女书文?

       5.认为女书是“汉字的异化”,它脱胎于方块汉字,是方块汉字变异。这是方块汉字正统论,只允许说女书脱胎于方块汉字,不能说方块汉字脱胎于女书。

       6.认为女书是从甲骨文演变而来,其根据是有些字女书和甲骨文相似或相同,如:“☆(此)”字,在19281936年殷墟甲骨文里有;“☆(算)”字,在19541958年西安半坡出土的属于仰韶文化的文字里有,于是断定女书是从甲骨文演变而来的。这未免太不公允了。既然双方都有,应该是各占50%,你能说女书是从甲骨文演变而来的,我也可以说甲骨文是从女书演变而来的。我们的这种看法,可能会遭到持甲骨文论者的反对,因为甲骨文是属于“正统”文字,而女书乃不登大雅之堂的“左道旁门”,女书之中有甲骨文,理所当然是从甲骨文里继承来的。这简直像夫权强加给妇女一样。

         我们对女书起源的看法

       原来我们的观点也认为女性起源于甲骨文,所以在研究女书的造字法时,运用方块汉字的“六书”去“对号入座”,居然有些女书文字能对得上号,如“(☆)凤”字属象形,字形多美丽;“(☆☆)鸳鸯”属指事,鸯字末的“☆”指明它和鸳的区别;“(☆)胞”属会意,“☆”表示人,“☆”表示所怀的胞胎;“(☆)谈”属形声,“☆”是形旁,“☆”是声旁,这种形声字,应该和汉字一样,比较后起的。这种研究,实在太牵强了,我们也感到不满意。经过十年来的探索,我们才认为女书要比甲骨文早,她是原始母系社会的文化产物。我们的论据如下:

       1.从理论上讲,稍微有一点中国古代历史知识的都知道,原始社会是母系社会,以女人为中心,既然以女为人中心,就必然有女人的文化。母系社会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发展的历史时期,它不会是一年、两年或百年、千年,说不定要万年以上,难道在这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上古的妇女一个个只会生男育女,只管繁殖后代,笨到连自己的文字都创造不出来?这是不可想象的。

       2.我们不妨看一看全国各地所出土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刻划文字,如仰韶文化、马桥文化、龙山文化、辛店文化等等,中间都有女书的踪迹,难道女书是汲取了“众家之长”而产生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女书应该是最优秀的文字了,何止于湮灭!女书文字之所以普遍存在于古代各地的刻划文字中,足以证明女书是当时通行的文字,因为只有通行的文字,才能具有普遍性,只有母亲,才能影响她的许多后代。所以,我们认为女书乃中国古代刻划文字的母字。

       3.从女书的使用特点上看:

       1)字无定形,异体字特别多。到目前为止,我们收集了10000多字(包括同音借代字),其中没有异体字的只有600多,而且绝大多数是同音借代字。有不少单字的异体非常多,如:“别”有33个,“放”有25个,“风”有32个,“凤”有24个(一定有漏掉了的)。有志于文字学研究的学者都知道,某种文字的异体字越多,就越原始,经过规范了的文字异体字越少,我们现在的汉字基本上已经没有异体字了。甲骨文里也有字无定形现象,但其异体字比起女书来要少得多,这说明甲骨文比女书进步。

       2)同音借代。同音借代在从前称之为“假借”,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序里说:“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就是说一个概念本来没有这个字,就把一个并不表示这个概念而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拿来用一用,等以后造出新字再归还,所以假借字是来不及造字而应急的产物。借代字越多,说明文字越原始,在现代汉语里,原来的假借字演变成多音、多义词,不再存在同音借代了。甲骨文中有假借字,但比女书少得多,这就说明甲骨文比女书进步。

       3)字形。刻划文字的字形特点是笔画纤细,粗细一致,没有波势,没有笔锋,呈斜形,女书和甲骨文都有这些特点。不过女书在发展中一直保持了这些特点,而甲骨文则发展为金文、篆书、隶书、行书、楷书,和甲骨文两码事了。

       4.不可否认,女书同样也在不断发展,不过非常缓慢。女书的“基本字”并不多,肯定不够应用,于是有选择地吸收汉字,用变形、增加或减少笔画的手法加以改造,成为自己的。宫哲兵先生否定女书是古文字的论证之一就是“女书大量借用和改造楷书”。由于这种“女书化汉字”的存在,就令人产生了“女书是汉字的支系”、“女书是汉字的异化”“女书不是古文字”的错觉。

         今后研究女书的方向

       (一)建立女书文字学

       研究任何一种文字学科,都被称之为文字学,女书极为冷僻,没有取得登上“大雅之堂”的资格,当然不会有“高雅”的文字学,但不能说她不是文字,因为她是存在的,而且有人用她来作为交流思想的工具,不过使用的范围太狭窄罢了。既然是一种文字,那么以她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当然也可以称之为文字学了。希望各位女书专家以及女书爱好者共同努力,建立起一门“女书文字学”,把女书送进科学的“大雅之堂”。

       1.女书文字学的内容

       女书训诂学

       确定女书文字的性质,究竟是表音字还是表意字。

       确定本字。女书文字中存在大量的异体字和同音借代字,主要找出哪一个字为本字。

       笔形。汉字的楷书笔形,包括在“永字八法”之内,即:侧(点)、勒(横)、努(竖)、趯(钩)、策(斜画向上)、掠(撇)、啄(短撇)、磔(捺)。如果把“勒”和“策”;“啄”和“掠”合并,“永”字就只有六法。女书的笔形没有那么多,基本笔形只有:点、竖、撇(分左撇和右撇),(由于女书运笔的笔势是从右到左,因而横笔不存在,当然你要写横笔不是不可以,就是写出来不太美观,我以前已试过了),加上汉字所没有的弧线和圆圈,一共五种可以归纳成两句口诀:左撇右撇点、斜竖弧线圈。

       部件。女书的笔形虽然只有五种,但由这五种笔形所构成的造字部件却很多,很遗憾,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研究出这些部件究竟代表什么,是表音还是表意?如果用汉字去套,极个别字可以猜到,如“☆”就是“言”字,因为它在“☆”(论)和“☆”(谈)中间都有这个符号,“☆”“☆”都和汉字“仑”“炎”近似,这两个字看起来是形声字了,那么其他字呢?可见这种字不是女书的本字,应该是吸收了汉字的“后起字”,不能作为女书是表意文字的根据。女书有多少部件,我们并未去统计,这是女书文字学的研究内容。

       结构。女书文字的结构,和方块汉字一样,也有独体和合体之分,独体字不多,绝大部分是合体字。合体字有:“二合体、三合体、四合体、五合体、六合体”等,还有一些无法分清部件的位置的,间架也很复杂,有左右、左中右、上下、上中下等等,我们今后准备归纳。女书结构中部件的位置,并无严格固定,也不是绝对自由,一般左右可以变换,上下不能颠倒,“上(左右)”的形式可以变成“左(上下)”的形式。

       (二)建立女书书法学

       女书文字的形体非常秀丽,具有铁线篆的风格,具备了进入书道的良好基础,根据我们十几年的书写体会,觉得女书的笔画粗一点、细一点,部件小一点、大一点,都不会十分影响文字的整体美,也就是说比较容易写得好。我们手头没有任何女书资料(目前也只有赵丽明女士送的《女书》和《中国女书集成》以及周硕沂先生提供的一些资料)。缺乏应有的资料,是搞不成研究的,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是我们对女书又是特别偏爱,始终不肯罢休,穷则思变,就瞄准了女书书法。世界上要当一个书法家最容易,窍门只有一个,那就是“天天写”,就怕没有耐心,目前我们离“书法家”还有一大段距离,不过“书法户”的级别还是达标的。女书书法学的内容:

       1.字体  目前大致只有三种:

       1)书写体。这种字体是用来抄写书籍的,字迹娟秀,适宜写小字。

       2)美术体。郑州王澄溪女士创立的字体,在她的《女书书法》中列出了不少字体,其实都是美术化了的。

       3)书道体。是我们十几年来所探索的字体。我们的目的是要把女书挤进甲骨文,金文、篆、隶以及颜、柳、欧、苏等的行列。这种字体有两种笔法,一种是小篆法,笔画上下粗细一律:一种是我称之为啄掠法,斜笔全用短撇和长撇。

       2.版面  女书书法所写的中堂、立轴、横桢、对联等,都按照传统的规格,所不同的是女书必须有方块汉字作译文对照,而对照文字的安排却大有讲究,大体上有下列几种形式:

       1)逐字对译。译文放在女书文字下面,有三个部位:右下方、居中、左下方。

       2)逐句或逐行对译。

       3)前后或上下对照。

       3.笔顺  女书文字的笔顺和方块汉字不同,都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没有从左到右的“横”和从下往上的“趯”,如果硬要从左到右、从下往上写,当然也可以,不过不好看罢了。

         女书字典

       要学习女书,必须有一部完善的女书字典,否则,连字都不认识,还谈什么研究。对于女书书法,更需要女书字典,如在书写一首诗章,其中有些字不知道女书文字怎么写,那就得借助女书字典,否则只好不写,或者“胡弄”一个字蒙混,反正人家不懂,只要汉字写对就行了。我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在考虑编写女书字典,由于没有资料,仅仅是一种空想,后来,赵丽明女士送了《中国女书集成》以后,就坚定了编写的决心。第一次江永女书会议上认识了梁晓霞女士,得到了她的大力协助,1996年我们曾到江永邀周硕沂先生合作,本来编写进展颇为顺利,我也跟北京新华社的新华出版社联系上,他们列上选题,同意出版,后来他们考虑到女书太专门,如果出版可能不仅没有经济效益,弄不好还得赔钱,因之“不了了之”,至今可能“胎死腹中”了,不过,为了我个人应用方便,我还在不懈地编写完成。

       对于女书字典的编写,我们认为:

       1.字条用方块汉字,按现代汉语声母表列序,注明汉语拼音和方音,释义。注明方音,可以为方言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2.每一字都要注明出处。

       3.尽量列出异体字,也要尽量注明出处。

         女书的推广与流传

       女书文字太冷僻了,跟天书差不多,除了数得清的几位研究女书专家认识外,全中国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认识。北京有一位颇有名气的书法家,曾经怀疑她的存在,我在上海、西安、徐州、太原等地作学术讲座时,几乎全部是第一次听到有女书这么一种东西,学术讲座倒并未有多大的轰动,而我写的女书书法却引起了学生和老师们的极大兴趣,但也只限于欣赏女书的稀有和艺术罢了。时至今日,尽管报章杂志、电视台常有宣传,而知之者还是寥寥无几。要想让女书获得知名度,光靠发表一些研究文章远远不够,这是因为一则研究女书的人很少,一个专家就算他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根钉子,文章的普及面太狭窄。二则女书太专,写出的文章人家看不懂或不感兴趣,曲高和寡,最多只能收到事倍功半的成效,应该再辟蹊径,推广女书书法和编写女书字典是最有效的办法。

       最后我想说明一个当代女书发展问题。这次到江永上江圩女书园参观,见该园的介绍中说“1982年发现女书,”这是不对的,如果是1982年发现女书,那么,把那些高银仙、阳焕宜、义年华等女书传人置于何地?我在1956年就已经开始探讨女书,那算什么名堂呢?我们认为,对女书的发展历史应该要真实记载,因之建议上江圩女书园,应该这么写:第一位男学女书的是周硕沂先生。第一位发现并介绍女书的是长沙湖南省博物馆的李正光先生。第一个对女书作学术研究的是潘慎。上世纪80年代不是女书的发现时期,应该是女书的发扬时期,武汉大学宫哲兵先生是复兴女书的第一人。女书书法是潘慎于1989年创始的。河南郑州王澄溪女士是美术女书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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