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江圩位于江永县城北郊，距城区13公里，1995年改乡为镇，下辖15个行政村。全镇面积10.7万亩，约5000户19000余人。其地形呈芭蕉叶状，东北与道县接壤；西面是都庞岭，高大绵延，土岭为主；东面是萌诸岭，丘岗山峦起伏重叠，以石灰岩地貌为主。两山对峙，潇江河由南向北流经其中，注入湘江。上江圩大部分是冲积平原，土壤肥沃，盛产生姜，闻名遐尔。

       据《江永县志》和有关史料记载：隋以前，江永县的南、北分别为楚（湖南）、粤（即越）两个族系所管辖。其中，南部半个县为珠江水系，从西周到隋开皇9年（589）计1600余年，都是百越的一支——杨越的辖地，其中从汉元鼎6年（前111）至隋开皇9年计700年为谢沐县，隶属于古苍梧郡。北部半个县是长江水系，在楚悼王（前401——前380）时期也是杨越的辖地，此后并为楚南地域，为营浦县或营道县，隶属于永州。隋开皇9年合谢沐、营浦为永阳县，隶永州。江永地处越文化和楚文化的交汇点，从时间上推断，受百越文化的影响应是主流；又是长江和珠江两条山系的分水处，同时又处在都庞、萌诸两条水脉的夹缝之中，委实是一个官府鞭长莫及之地。这种特殊的地形，必然对生活在这一地域人群的语言文化风俗产生特殊影响。考古发现已证实，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了居民。舜帝南巡时，宫廷随行官员又有不少因舜帝崩而留了下来。此后自然是百越民族的栖息之地。但那时的居民姓什名谁，已无从查考。不过，可以相信，那时形成的文化基因，对后来陆续进入的居民会影响很大。正如一个大家庭内的成员，虽有生、死、婚、嫁等人员增减，却不会太大地影响这个家庭的语言和生活秩序。那些带着先进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进入的个体，也只能在这个固有的环境土壤中去发挥作用，而不会改变这个家庭已经行驶了很久的生活轨道。尤其在语言方面，传统的语言习惯，在一定的语言文化氛围内其生命力虽然也很顽强，只要有2—3人在一起操同一种方言就可以为这种方言的生存提供环境，但它不能战胜多数。相反，它只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受到大语言环境的同化。在上江圩，居民的姓氏也因其迁入的复杂性而呈多样化，主要有义、唐、欧、卢、胡、蒋、杨、高、呼、陈、何、朱、周、谭、阳、梁、吴等，其中，以义姓和欧姓最多。义姓有11个村，5000余人；欧姓有6个村，2000多人。同姓不一定同宗。如义姓，一支是于景德乙已（1003）年从山东平原县到春陵任营道令，后移居营浦邑东之甘益村（今上江圩境内）；一支是大德9年（1305）任姓瑶人被迫逃离千家峒后越过唐皇源到达上江圩改为姓义；还有一支是在唐代中期就已到达。义姓人中自云来自于山东、山西的占1／3。其中有做官来的，更多的是逃难来的。欧氏是唐贞元（785—804）时逃迁来的，至今存有一柱方青石碑刻为证。杨氏一部分是唐宪宗（806—820）时逃迁来的，另一部分失考。周姓是唐天宝年间（750前后）迁来的。卢姓、胡姓、蒋姓都是这一带古老的姓氏，因其族谱失传，不便随意杜撰。但可以肯定，这些姓氏的祖先迁入时大多是个体、而不是群体。这些陆续入迁（当然有进也有出）的个体成员，经数百年至千余年后发展成一个村或一个家族，他们的语言和生活习俗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原有群体的同化。

       就是在这个古老乡镇。以及以它为中心方圆不超过百里的地方，千百年来一直流传着一种奇特神秘的文字。这种文字形似汉字，但与汉字不同，其形体倾斜，右角高，左角低，成斜菱形，似蝇蚊、如蝌蚪，故过去有人叫它为“蝇形文”或“蝌蚪文”。其字体修长秀丽，清癯中透着风骨。书写款式同中国古代线装书相同，上下留天地，行文自上而下，走行从右至左，通篇没有标点符号和横竖笔画，均由点、圈、撇、捺、折五种笔画组成。这种文字主要记录当地土话，约有1570个单音节文字，并且只在女人中流行，男人不识也不使用，所以又被称之为“女书”。这是迄今为止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其实，“女书”是泛称。具体地说，这种文字叫“女字”，用这种文字写成的作品才叫“女书”。单个的女字字符被妇女们绣织在花带、花被上，而女书作品则写在纸上、扇面上，绣在手帕上。制作花带花被叫“做女红”，阅读、吟唱女书作品，分别叫“读纸”、“读扇”、“读帕”或“唱女歌”。“女书”作品几乎是每句字数固定，以七言为多，五言少数，散文更少。女书的内容多是记录女性的日常生活，抒发内心的悲苦感受，它广泛用于女子出嫁、结拜姐妹、祭祀和悼念，还可用来记录历史大事。如《太平天国过永明》、《解放歌》就是被当时妇女用“女书”记载下来的。从流传下来的女书作品来看，上江圩“女书”兴盛时期应是清朝中期至民国初年，此后渐渐衰替。目前，能使用和书写女书的仅有几人，这种古老而奇特的文字正渐渐远离我们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