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及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它是文化身份认同、推进创造力及维持文化多样化的关键因素，是维系民族、社区的生命线和发展源泉。199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大会通过决议，设立《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并于2006年4月生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前通过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计划自动终止，并根据《公约》的规定设立两个新名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截止至2005年11月，已有三批共90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被认定并公布。中国作为最早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国家之一，先后有昆曲、古琴艺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蒙古族长调民歌等四项入选“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湖南“江永女书”，是世界文化的瑰宝。积极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女书进行抢救性保护，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女书的基本特征
女书，又称女字，作为世界已发现的唯一女性文字，起源于湖南省的江永县，又名“江永女书”。这种文字从前在湖南江永县及道县、江华瑶族自治县的大瑶山和广西部分地区的妇女之间神秘流行和传承，是世界唯一的一种妇女文字符号。
“女书”这一概念实际包括有3种涵义：一是指文字，二是指用这种文字写成的作品，三是指写有这种文字的物件。女书有8个基本特征：（1）它的创造者、使用者和欣赏者都是普通女性；（2）文字的形状像汉字，字形奇特，形体倾斜，呈长菱形，有甲骨文的风格，笔画纤细飞扬，自由舒畅，当地妇女叫做“长脚文”；（3）书写款式与中国古代书法相同，上下留天地，行文自上而下、从右到左直书，通篇无标点符号和断句；（4）书写工具为小楷毛笔，文字结构由点、圈、撇、捺、折5种笔画组成，约有1500多个单音文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广泛使用。（5）女书作品的表现形式几乎都是诗歌，主要为七言诗、极少数为五言诗和七言五体诗，主要传递和记录专属女性的思想、感情、生活、审美情趣，内容涉及婚姻家庭、社会交往、女红艺术、祭祀悼念、文化娱乐、风俗习惯等，一般撰写在宣纸、扇面、布帕上。（6）女书的传承是母女相传、上辈传下辈、传女不传男，世代传袭；（7）记录当地土语并用当地土语读唱；（8）人死书消，作为妇女的贴身、隐私物品往往是人死书焚或随葬，因而尽管起源很早，但传世很少。
二、女书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依据
（一）人类创作天才的代表作
女书是世界唯一一种女性专用文字，早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一些西方知识女性狂热追求创造一种女性专用文字，但没有成功。而在中国，在当时女人不能读书的背景下，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精神枷锁下，身居偏僻山区的农家妇女创造了这种只有女性认识和使用的文字符号体系，她们以这种文字作为书写和交流工具，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传记来记录她们的劳动、生活和思想感情。在当时父权意识和男权主宰的社会背景下，江永的女性采用独特的女性文字表达对黑暗社会、封建制度的不满，抒发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是女性觉醒的产物。“女书”是一种十分清秀的文字体系，不仅紧绷笔形统一，而且结构组合井然有序，笔画纤细，大小如一，每个字的右上角是全字的最高角，左下角为最低点，由上而下，先中后右再左，没有标点符号，呈斜菱形竖写，细长秀丽，很像婀娜多姿的女性本身。
（二）群体文化传统和文化历史的载体
女书的生成和发展离不开当地的文化传统和环境背景。首先，独特的女性社会是女书产生的基础。汉唐以来，江永县始终处于湖南、广西、广东三省的交界地，是楚文化和越文化的分水岭，是一个地理偏僻、经济文化落后的山区，较多地保持着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即封建社会传统的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妇女地位十分低下。江永县的妇女婚前被锁在闺房里做“女红”，不能和异性交往，女子们通过纺织、女红、唱歌、互访、节日等活动形成了一个与男性社会隔绝的女性社会。其次，江永独特的文化背景孕育了女书。在旧社会，女人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汉字被认为是男性的专用文字，而当时江永县的妇女非常盛行结拜姐妹，结交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写信，这种交际的需要推动了女书的诞生。当地妇女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这种女性专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为自己赢得了诉苦和说话的权利。除了结拜之外，女书和当地妇女的民俗、宗教信仰等有着密切的联系。旧时当地妇女的民俗活动非常多，如每年正月十五和四月初八的女子斗牛节，青年女子带上自己写得最好或绣得最好的女书作品和食物，到当年本村内即将出嫁的女子家或村内最年长的姑娘家聚集，共同会餐、评议刺绣，传诵女书新作等。再如阴历六月至七月上旬的女子吹凉节，当地妇女信仰女神婆王等都使女书在当地十分兴盛。第三，女书还与我国女红文化密切相关。女红亦称“女工”，指的是旧时中国女性所从事的家庭手工劳作：纺、织、染、挑、缝纫等，同时也泛指这种女性家庭劳作的产品。江永县的妇女自古以来就擅长织布、织花带、绣花、剪纸等女红劳动，并且本领十分高，她们邀邻为伴，三五成群，喜欢在一起探讨图案的翻新，相较巧拙，并在做女红时论诗唱歌，歌声如作，通过比赛纺织和女红图案不仅为女书提供了大量的形体材料，同时也促进了我国女红文化进一步发展。
（三）民族和文化群体身份确认的工具
首先，女书是女性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的反映。它描写了当时女性生活的真实，揭示了许多女性秘密，每一首女书作品都是作者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体验和感受，反映了作者对封建制度下包办婚姻、缠足、受婆家虐待、男女不平等等妇女共同苦难的不满，体现了妇女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表明她们不愿做男子的附属，希望同样拥有尊严、情感和结交朋友的话语和权利，表达了她们对吉祥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其次，女书还有交际、娱乐的功用。欣赏、娱乐、宣泄、疏导、共鸣、交流、平衡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些基本需求，特别是情感缜密的女性。在封建社会旧制度的制约下，限定了女子的活动空间，没有活动自由，而女书则给她们提供了一个群体参与、互娱互乐、自我欣赏、自我享受的平台，她们可以自由谈今论古，唱人说事，尽情倾诉悲愤，宣泄心中的不快，在姐妹情谊的交流中得到共鸣和理解。她们在自我展示、自我肯定中进行了社会调节和心理调节，清苦、抑郁、绝望的情结得以疏导，更使得她们勇敢面对生活的苦难。最后，女书还起到了教育、传授的作用。女书作品有许多关于待人接物、尊老爱幼、勤俭持家、处理好婆媳关系、夫妻关系等方面的内容，通过对女书的说唱，长辈对晚辈传授了许多关于做人做事的道理。
（四）超凡的实践技能和技术水平
世界上的文字符号一般可以分为表音文字和表义两种，汉字属于表义文字体系，女书属于表音文字体系的音节文字，每一个字代表一个音，现时文献搜集到的女书文字就有1570个单音节文字，凭着这些单音文字创作出400多篇约20多万字的作品。这些作品的表现形式是七言、五言的白话诗，主要有贺三朝、记史、叙事、诉说、劝慰、书信、抒情、哭嫁、柬贴、歌谣、儿歌、谜语、祭神、民间故事唱本等形式。这些作品句子压韵，整齐划一，有浓烈的乡土气息和强烈的节奏感，并大量地采用了与农民生活接近的夸张、比兴和借代的手法，部分联句还讲究工整对仗，既适合阅读，更适合吟唱。除此之外，女书还有比较多的作品是将汉字的诗文翻译成女书文字的作品，翻译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要求有比较高的文学修养，有的汉字韵文诗多达5000多字，这要求翻译者能熟练掌握和运用女书文字。在装帧上，女书作品也是十分讲究，尤其以“三朝书”为最，一般用黑布做封面，蓝绸缎为里，上下有红布包角，前有红纸扉页，手工制作的装订线和线角细密精致，看似古线装书，古朴庄重，美观大方。
（五）现存文化传统的独特见证
人类传播史告诉我们：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地域与民族的分野将不断减弱，不同文明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距离将最大限度地拉近，他们互相依赖，互相依存，其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不断趋同，对共同语言的需求必然成为人类传播发展的终极目标。目前，女书的信息交流价值已经消失，但是，通过女书我们可以了解妇女的内心世界，捕捉到她们看社会、看人生、看周围事物的独特视野。女书记录了江永女性由默默忍受到独白再到互相沟通的过程，它在我国人类学、传播学乃至世界人类学、传播学的地位和意义是其他女性文化无与伦比的。其次，女书的形体结构、自然属性、处在的文字发展阶段对我国其他语言文字的研究给予了深刻而丰富的启示。再次，女书作为一种独特的女性文化现象，研究这种文字，揭示这种女性文化现象的历史成因，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构成，对两性观念的更新，甚至对人类未来发展模式也有重大启发。
（六）亟待保护的文字体系
女书作为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现在在保护和传承上面临着严峻的危机。首先，女书赖以产生和流传的文化生态背景已不复存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府提倡男女平等，妇女有了和男人一样的权利，她们走出了绣楼，参加农业生产，开始正规学习汉文和文化知识，过去所受的压迫不见了，妇女之间单独倾诉感情的环境不存在了，因此女书所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逐渐消失。其次，女书的传人相继过世，传承不顺畅。由于女书的传承方式的特殊，它在我国的普及面并不是很广，目前能阅读和书写女书的人已寥寥无几，2004年9月最后一位女书传人阳焕宜老人去世，标志我国原生态女书历史的终结，女书进入后女书时代。再次，女书作品流失严重。由于没有传之久远的碑刻，没有广泛使用印刷品来传播，女书作品所有者在过世时往往焚烧书稿，人去书去，使女书的传播受到限制。长期以来，相关部门不够重视和保护不得力，幸存下来的女书作品也不断流失。同时，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电视、录音机等在江永普及，电话、手机等通讯工具不断推广，当地人多融入现代化进程，女书作为妇女之间交流感情的文化功能逐渐失落。
三、申报的战略构想
（一）长期申报，不拘形式
女书申报代表作要做好长期奋斗的准备。通过申报能够提高人民的公民意识和国际意识，促进对外开放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申报代表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便长时间没有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也不应该放弃继续申报，要有积极进取的心态来正确面对，只要女书经过论证的确具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质，我们就一定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使申报的材料完全达到要求，使申报迟早获得成功。应不拘形式，以成果申报为第一要务。目前，“联合申报、扩展申报、打捆申报”等新型的“申遗”模式，已经成为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所提倡的一种方式。这些模式都值得“女书申遗”借鉴和采用。
（二）拯救女书，保护优先
坚持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指导方针，加强女书的保护和传承发展。首先，以江永县为主，组织专门力量和相关部门对女书作品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调查和清理，把女书文化藏品的底子摸清，并对流失的女书进行调查。第二，创办女书博物馆，集中展示女书原作、原本、诗词、书信、女书传人的照片、女书文化研究的科研成果等等。第三，保护好现已为数不多的能够阅读女书的人，尽量运用录音、录像等多种手段对女书传人所掌握的女书文化加以记录和研究，请他们收徒办班，传授女书，培养女书传人。
（三）设立机构，专门申遗
申遗是政府行为，必须纳入政府有关计划决策，提供相应政策、资金作为保证。建议在江永成立一个能够与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有关机构相沟通、直属省政府的政府职能机构，并与文化、宣传、广播电视等单位进行密切合作。该机构必须对申报人类非物质遗产的程序和要求有完备系统的专门知识，对女书申报的每一个运作细节都能予以专业性指导和帮助，与女书研究机构保持密切联系，邀请一些相关专家参与指导，如赵丽明、宫哲兵等资深女书专家参与申遗工作。
（四）组织专家，研究遗产
由有关机构组织权威专家，如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联合国世界遗产中心亚太地区培训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等，对女书所在地江永及周边地区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与女书有关的宗教民俗知识、女书产生的社会背景等进行研究论证，对女书在语言学、文学、考古学、人类学、美学、民族学、传播学等方面的价值进行科学评价，提交《女书申请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研究报告》，为申报提供依据。根据《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指南》以及申报书的编写指南的要求，准备女书申报书标准范本，包括拯救和振兴计划以及相关的照片、幻灯片、专业质量的录音或者录像带，以充分证明女书的突出价值。
（五）提高公众参与意识，营造申遗气氛
女书文化的主体是当地妇女，调动当地居民申报代表作的积极性，让她们认识到女书文化的多样性文化价值，培养她们对自己文化的自豪感和“文化自觉”，使其对女书的传承和弘扬有一种自发的责任感。同时，当地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科学展示神秘奇特的女书文化，传播女书的遗产价值，举办女书文化艺术节，开展非物质遗产知识普及工作，召集和培训“申遗大使”，让公众积极投入到保护和申遗活动中来。
总之，“江永女书”具备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条件，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启动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工作，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指导方针，坚持不懈，扎实推进，成功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指日可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