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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永女书是甲骨文时代的古文字吗?
宫哲兵

       女书是在湖南省江永县流传的一种女性文字。它是妇女创造、妇女使用、写妇女生活的特殊文字。它记录的是当地的一种土话,形体呈斜长的菱形框架,风格飘逸、舒展。女书是一种单音节文字,每个音节表示一组同音不同意义的语词。八十年代女书的发现,轰动了世界,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但是关于女书的时代和起源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是甲骨文时代的文字,与甲骨文有密切的关系,是起源于商周时期的古文字。还有人说它直接继承了史前刻划符号,由原始社会演变发展到今天。这些“难以捉摸的玄想”,妨碍了对女书进行科学的研究。笔者认为,女书决非甲骨文时代的文字。

       一、女书造字者不可能早于唐代

       围绕一种文字,往往会流传关于这种文字造字者的故事,这些故事会大体上反映这种文字的时代。例如汉字传说由黄帝的史官仓颉所创造,这反映了汉字发生于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关于女书的造字者,江永县流传三种说法。

       1.女妃造字

       不知什么朝代,江永县一美女被选进皇宫。她远离亲人与姐妹,满腹忧伤,欲诉无人。于是她根据家乡的女红图案创造了一种秘密文字,写信诉说自己的不幸,托人带回自己的家乡。她转告家乡的结拜姐妹,要用土话去读字。有人认为宋钦宗时代江永荆田村的才女胡玉秀即这位女妃,但胡玉秀并未入选皇宫。

       2.盘巧造字

       很久以前,上江圩乡桐口村有一个姑娘叫盘巧,她最会唱歌,擅长女红,喜欢结交姐妹。有一年,盘巧在山上砍柴时被道州官府的猎队抓走,关在道州城关。亲人和姐妹不知她的去向,无法营救。盘巧用织花边的图案创造了一种文字,写的信藏在猎狗身上,传回到家乡。姐妹们用土话读出了这些图案字,看懂了信的内容。亲人们去道州城关救回了盘巧,从此这种图案字就在当地女性中流传开来。

       3.九斤姑娘造字

       古时候,桐口村有个姑娘一生下来就有九斤重,大家都叫她九斤姑娘。九斤姑娘爱唱歌,精通女红,与很多姑娘结老庚。老庚之间感情深,要写信,但大家都不认识汉字,学习汉字也非常难。怎么办?九斤姑娘最聪明,她用姐妹们的纺织、女红图案创造了一种文字。义年华写过一篇女书《要问女书何处来》:“只听前人讲古话,九斤姑娘最聪明,女书本是姑娘做,做起女书传世间。”

       我认为这三个传说讲的是一件事情。造字者名叫盘巧,江永县上江圩乡桐口村人。因一出生重九斤,故外号九斤姑娘。她擅长唱歌、女红与结交姐妹,她最初用纺织、女红图案创造了一种记录土话的文字,后来大家在使用中又借用了许多汉字。第二个与第三个传说,明显地可以看出是一回事。而女妃造字与盘巧造字,在根本点上也是一致的。

       女妃与盘巧,家乡是相同的。都是江永县上江圩乡桐山岭人,一个住荆田村,一个住桐口村,这两个村子紧挨着,仅隔一条河。她们的经历是相同的,都喜欢唱歌、女红、结交姐妹。都经历了远离家乡、亲人、姐妹的痛苦。她们的造字方法是一样的,都是用纺织、女红图案造字,都要用土话去认字。盘巧造字的可信性大些,而女妃造字的编造性明显,可能是盘巧造字的传说演化成了女妃造字的故事。

       那么盘巧是什么时代的人呢?不可能早于唐代,因为桐口村与荆田村均建于宋代。桐口村的主要居民为卢氏,据《卢氏族谱》(木刻本)记载,宋代其祖先由山东曲阜迁来,始建桐口村。元代以后,才有周、刘、盘等其它姓氏杂居其中。荆田村全村为胡氏,据《胡氏族谱》(木刻本)记载,祖先在宋代从山东青州迁来,始建荆田村。由此可见,造字者盘巧(九斤姑娘)或女妃,不可能早于唐代。

       从“九斤姑娘”的称呼看,造字者有可能是清代的人。一个姑娘出生时重九斤,人们将她称为九斤姑娘,老了以后称她为九斤老太,这种称谓民俗流行于清代与民国,鲁迅作品中就有九斤老太的称谓。盘巧(九斤姑娘)本是桐口村人,由当代本村的著名女书传人义年华认定她是造字者,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二、女书作品具有明清口头文学的风格

       如果女书是先秦古文字,那么女书作品中应该有大量的先秦故事与文化。女书由先秦流传至今,也应该反映出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的重大事件与民俗文化。然而事实决非如此。

       女书作品有两类,一类是当地妇女自己创作的,反映当地妇女生活、劳动、爱情与家庭的,如《卢八女》、《杨细细》等。这类作品的故事几乎全部发生在清末和民国,清以前的罕见。另一类女书作品,是将当地汉字叙事诗翻译改编成女书叙事诗,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王氏女》等。这些汉字叙事诗绝大多数是流行于明清时代的,说明女书的这一类作品历史并不是非常古老。

       女书作品中叙述的人物,大多是明清文学作品中流行的人物,如玉皇大帝、包公等。玉皇大帝在宋以前称天帝,宋真宗赐于他玉皇大帝的封号,明清时进入通俗文学作品中,普及到了民间。特别是通过《西游记》,使玉皇大帝这个神话人物人人皆知。再如包公,本宋代人,作为文学人物最早出现在元杂剧中,明清时才广泛流传于民间。

       女书作品中所反映的观念,基本上是明清时代的。例如对于女性贞节观念的高度重视,先秦、汉唐文学作品中是不突出的。宋明理学开始提倡妇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明清时推广到民间,逐渐登峰造极。又如佛教中的因果报应观念,大量进入民间文学作品中,也是在明清时代的事。

       女书作品的文体几乎全部是七言叙事诗,这种体裁在先秦汉唐是少见的。唐代流行变文,宋代流行说书,把七言叙事诗作为唱词,明清最为盛行。华中师范大学的民间文学专家刘守华教授认为:“从文本的形态考察,女书作品与明清时期流行的民间口头文学作品有协调一致的风格,看不出它有更古老的文化成份。”

       三、女书借用的汉字是今汉字而非古汉字

       女书大约有1200多个表示音节的单字,其中大部分是借用和改造汉字而形成的。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分为古汉字与今汉字。古汉字指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籀文、以及战国时期的六国文字。今文字指汉代流行的隶书、以及汉代以后通行至今的楷书等。

       研究发现,被女书借用和改造的汉字中,绝大多数不是古汉字,而是今汉字——楷书,这证明女书不大可能是先秦古文字。在甲骨文中,象形、象事文字占大多数,形声字只有20%左右。如果女书直接借用甲骨文,那么女书中的象形、象事文字应该特别多,然而事实上女书中的象形、象事字很少。楷书中,形声字占80-90%。女书借用的汉字中形声字比较多,说明女书借用的汉字是今汉字而非古汉字。

       甲骨文流行于商周时期,主要在宫廷内使用。商周以后,甲骨文埋藏地下,朝野无人得知,史籍从无记载,直到清朝末年才被偶然发现。从商周到清末,没有人见过甲骨文,当然江永县的妇女也不可能见过甲骨文,他们(她们)怎么可能直接借用甲骨文而创造女书呢?

       如果说女书在商周时期已经创造出来了,那么这种文字是怎么由北向南推进的呢?经过哪种路线、传播过哪些民族和地域?如果找不到中间环节的证据,那么几千年的时间跨度、几千里的空间跨度,又怎么去加以说明呢?中国是一个重视古代文字、又重视修史修志修谱的国家,假如女书是从北到南,流行几千年的一种活文字,在历史上毫无记载,似乎也不大可能。

       女书的极少数字形与甲骨文相同或相似,这并不能说明女书与甲骨文有直接的关系。楷书是由甲骨文发展而来的,因此有些字形与甲骨文相似。女书大量借用了楷书,所以有些字形与甲骨文相似是不奇怪的。

       四、女书借用了大量的简体汉字

       女书借用和改造的汉字,少数是繁体字,多数是简化字。如:

       ☆是借“双”而非“雙”;☆是借“斗”而非“鬥”;

       ☆是借“后”而非“後”;☆是借“圣”而非“聖”;

       ☆是借“号”而非“號”;☆是借“声”而非“聲”;

       ☆是借“劝”而非“勸”;☆是借“几”而非“幾”;

       ☆是借“个”而非“個”;☆是借“难”而非“難”;

       ☆是借“经”而非“經”;☆是借“罗”而非“羅”;

       ☆是借“摆”而非“擺”;☆是借“变”而非“變”;

       ☆是借“千”而非“韆”;☆是借“里”而非“裏”;

       这样大量地借用和改造简化汉字,证明女书的文字决非古老。简化汉字在古代称为“俗字”,宋元俗文学的流行,才使俗字多了起来。钱玄同先生说:“现在通行于民众社会的简体字,……十有七八都是从宋元时代流传下来的。”清代俗字最多,且知识分子也不以用俗字为耻。学者黄宗羲、吕留良、文字学家江永、孔广森都喜欢写俗字、简体字。清末与民国开始了早期简化汉字的运动,俗字在民间空前普及与流传。女书借用大量的俗字、简体汉字,足证它的创造时期应在宋元以后,很可能在清代。

       五、女书中的吉祥图案与字符具有明清的时代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有几十个女书文字与汉字没有明显的亲缘关系,它们与当地妇女纺织、女红图案相同或相似。在当地关于盘巧(九斤姑娘)造字的故事中,也说女书是根据妇女纺织、女红的图案创造出来的。在女书花带、巾扇等物件上,我们可以发现双凤戏萄、彩蝶纷飞、猎人捕鹿、盘王过海、天女散花等吉祥图案,还可以发现女书文字中有☆(万)、☆(寿)等吉祥字符。我们很难找到这类吉祥图案、字符与先秦文化的联系。相反,中南民族学院的民俗学专家何红一副教授说:“女书文字与工艺品中所反映的吉祥文化、图案、字符等,带有明显的明清时代的特征。”

       大多数研究女书的专家都认为女书有两类文字。一类是独创性的文字,独体字多,结构简单,数量较少。另一类是借用与改造汉字而成,合体字多,结构复杂,数量较多。上面的分析说明,这两类文字都不是先秦古文字,它们被创造的历史并不是很久远,大约是在宋元以后。

       六、没有五代以上的女书传人与女书物件

       女书的传授方式是妇女在家庭内一代传一代,那么女书大约传了多少代呢?我们采取由今及古的方式层层上推,以得出女书的大致时代。

       八十年代后期,桐口村义年华在村子里办了一个女书学习班,培养了几个二十岁左右的女书小传人,这些人如今也有三十多岁了。同一时期蒲尾村的高银仙在家中教自己的孙女学习女书。她们的女书水平不是很高,但可以认为是最年轻的一代女书传人。

       2000年笔者在江永县调查时见到女书传人何新艳,她是铜山岭农场河渊村人,62岁。她外婆是龙田村人,小时候在那里学会了女书,后嫁到道县田广洞村。何新艳10岁时父亲被仇人所杀,就躲难逃到田广洞外婆家里。从那以后的几年里,何向外婆学习女书。这次调查还见到何静华,62岁,允山乡人。有一个姨妈在上江圩乡居住,8-10岁时,何新艳常去姨妈家玩,在那里学会了女书。何新艳与何静华是往上推第二代的女书传人。

       八十年代创作了大量女书新作品的高银仙、义年华是往上推第三代女书传人。高银仙1990年逝世时88岁,义年华1991年逝世时84岁。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女书传人是阳焕宜,她1909年出生,至今健在,已经有92岁高龄。道县新车乡新车村的陈巨雄老太太也是女书传人,1985年我去调查时她78岁。阳与陈也是往上推第三代女书传人。

       高银仙是跟她姑姑学女书的,义年华是跟她伯母学女书的。据高与义说,她们母亲那一辈妇女,女书传人特别多,当地每个村子都有几个精通女书的妇女,她们就是往上推第四代的女书传人。第四代所经历的是清代与民国的替换时期,现存的大多数女书作品是那个时代的,说明那一代是女书最鼎盛的时期。

       陈巨雄老人是跟她奶奶学会女书的,她奶奶那一辈人就是往上推第五代人。笔者是最早发现和研究女书的学者之一,女书流行地区的几乎每一村庄我都去过,几乎每一个女书传人我都见过。根据我的询问与调查,当地极少有人提到过比五代更早的女书传人的名字和故事。如果一代人按25年计算,那么我们只能往上追溯到125年左右。

       女书文字大多写在纸、书、巾、扇等物件上。有些女书传人过世时,她的亲人将她的女书物件焚烧,表示送入阴间供她继续读唱。但并不是全部焚烧,有些要留给后人,例如高银仙、义年华过世时留给后人大量的女书物件。笔者20年来见到100多件女书物件,也收藏有几十件女书物件,经过询问与调查,没有发现距今五代人以前的女书物件。

       我的这一调查结论与唐功伟先生所调查的结果是基本上一致的。他多年担任上江圩乡中学校长,对女书流行地区的情况很熟悉。他90年代调查统计了上江圩乡的女书传人49人,最早的女书传人距今100年前出生。距今100年前出生的有10人,距今80岁以下的7人,距今80-100年前出生的有29人,不祥者3人。他还调查到有四位男性会写女书,其中有3人距今120130年前出生,1人距今95年前出生。

       如果女书是先秦古文字,那么民间应该有历朝历代女书传人的故事,民间收藏的各种女书物件中应该有非常古老的文物。可是,我们从女书传人与女书物件往前追溯,只能追到距今140年左右,大约是清代的后期。而江永县的史志文献,也正是在清代后期出现了女书的记载。

       七、清末民国才有女书的文献记载

       江永县共编纂7部县志。明代两部,即万历23年一部,崇祯6年一部。清代四部,即康熙6年一部,康熙48年一部,道光26年一部,光绪33年一部。1995年又新编县志一部。

       明代两部已亡佚,仅存两志的序言,序言中无女书的记载。清代前三部县志保存完好,均无女书的记载。女书流行的上江圩乡、消江乡、城关镇等,是江永县经济、文化、交通发达的地区,如果妇女中流行一种文字,写有那么多的作品,举行那么隆重的集体活动,居然不被县志记载,是令人奇怪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

       江永县女书活动中心是花山庙,妇女们每年阴历5有初十聚会花山庙。她们手拿写有女书的巾帕、纸扇,烧香焚纸,高歌赞颂花山庙的主神姑婆娘娘。江永县志对于花山庙的记载,是有一个过程的。康熙年间的两部县志没有花山庙的记载。道光26年县志有花山庙的记载:“每当五月间,香火最盛”,但没有以女性参加为主的记载,也没有女书文字的记载。

       光绪33年江永县志的记载就不同了,它记载了花山庙会以女性参加为主:“每岁五月,四乡妇女膜拜,香火最盛。”又在《艺文志》中收录了一篇《花山行》诗,诗中描述了花山妇女庙会的热闹场面,其中有这样两句:“巾扇年年逢五月”、“歌喉宛转出高林”。这里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到女书文字,但根据花山庙会的习俗,巾帕和纸扇上用女书文字写着歌词,妇女们边看歌词边高歌颂神。

       直到民国20年出版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才有了关于女书文字的明确记载:在江永县的花山庙,“每岁五月,各乡妇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声歌唱,以迫悼之。其歌扇所书绳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文字者,余未之见。”这里记载的“蝇头细字”即女书无疑。女书写在纸扇上,这与光绪33年县志记载的“巾扇年年逢五月”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女书最流行的上江圩乡,有许多古老的村庄,始建于唐宋元明的均有,许多姓氏都修有族谱。笔者收集到唐氏、义氏等十多种族谱,最早的有宋代的,最晚的有清代中期的,全部是木刻印刷的。族谱中有大量的妇女民俗描写,还有很多诗词散文,但所有族谱中均无女书文字的记载。

       清嘉庆年间进士蒋云宽曾任刑部主事,辞官后回家乡江永县长居,收集大量当地民风民俗,写成《近游杂缀》一书。书中有大量篇幅描述了江永县妇女的生活、劳动、文化和家庭,其细微程度令人惊叹,然而却只字未提女书。书中详细记录了自己亲历花山庙会的盛况,却对巾扇、女书毫无叙述。这是否说明,清代嘉庆年间,江永县还没有女书流行呢?

       总之,女书不属于先秦古文字,它盛行于清末与民国时期,其发生期不会早于清代。将女书与甲骨文扯在一起,毫无科学根据。日本汉学家小幡敏行说:

       “许多研究表明,甲骨文和隶书以后的字形没有显著不同,因此,不如说女书是对后来的字体加以改造,其结果,反而与甲骨文近似,这种看法是比较自然的。例如,女书的‘步’字,酷似甲骨文字,但仔细观察其构造,就会发现,甲骨文字左右二足系会意,而女书只不过是‘止’与‘少’的组合。实际上,足的象形并不是构成要素,这一点是明了的。从而,女书的‘步’字不能认为来源于甲骨文字。况且,撇开字义讨论字形的近似,有时可能偶然一致,但缺乏说服力。姑且不谈计量语言学的手段,至少对发音和字义置之度外,单纯比较对照形体是无意义的。总之,女书与甲骨文类似的观点说到底没有跳出直观印象的框框,不能成为解开起源之谜的根据。还有的学者指出,女书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符号相似,对此总有种荒唐无稽之感。”

       著名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也说过:“女书创造于什么时期,也是一个关健性的问题。女书创始于近代的说法,或许比较接近事实。至于说,女书创始于甲骨文时期甚至更早,那是难以捉摸的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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