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书”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其形成和流传是非常复杂的。为什么这种奇特的“女书”文字会在江永县及其毗邻地区产生并流传下来，而别的地方却不会产生这样一种神秘的文字？这个地区的妇女为何不同其他地区的妇女一样共同使用汉字，却一定要创造出一种女性自己专用的文字？

       因历史资料的极度缺乏，目前的“女书”研究中尚有不少问题没有形成定论，尚有许多未解之谜。我们认为，对于“女书”起源和流传的研究，必须考虑到当地独特的女性文化背景、历史背景和人文环境，应该将它放置于它产生和使用的独特的女性文化背景，包括当地的人文地理、历史环境及女性生活等一系列独特的人文状况中去审视，以便对“女书”进行全面的考察。

       本文试图从“女书”文化与当地独特的女性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角度，对女书文字及女书作品中透露出来的女性文化色彩做一些粗浅的探讨，以进一步认识“女书”的产生和来源。

       一、女书概述及其文化特质

       在湖南省的江永县以及道县南部与江永县接壤的一部分地区，很久以来就流传着一种记录当地土话的特殊文字。这种文字仅在妇女中流传、使用，叙述的都是妇女的事，包括婚姻家庭、生产劳动、社会交往、女红艺术、文化娱乐、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道德情操等方面，反映的是普通女性的思想感情、生活和审美情趣，不涉及男性生活，也不为一般男子所认识和使用，故而，当地人称之为“女书”或者“女字”。而这个地方男性使用的汉字则被女性称为“男书”或者“男字”。这种文化现象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女书”一词是学术界对流传于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及其毗邻地区的只在妇女之间通用的特异文字的通用称谓。然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女书”这一概念实际包含有三方面的含义：

       一是指文字；二是指用这种文字写成的作品；三是指写有这种文字的物件。

       从对现有“女书”资料的掌握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女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殊性：

       （一）它为女性所专用，是一种独特的性别文化

       “女书”只限于女人使用，传女不传男，具有鲜明的性别文化特征。它是女性的，而不是男性的，也不是全社会的，它只限于在女性这个小圈子内流传，它被女性创造出来，记录的是女性的劳动、生活和思想感情，它反映的是当地的女性社会。这正是“女书”这一文化现象最具价值和魅力的地方。

       （二）它体现了妇女对自身命运的反叛和自我意识的觉醒

       长期以来，中国的妇女倍受传统的封建道德文化的束缚，她们的心理空间很狭窄，大多甘受女性自身命运的支配，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尽力履行贤妻良母的义务，在精神上陷入一种麻木的状态。江永的妇女所受的苦难更为深重。江永地属南岭山脉，处于湘、粤、桂的交界地带，四面被崇山峻岭所包围，由于交通不便，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较多地保持着原始的、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封闭体系。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男人在社会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女人却终身坐绣楼，不得与外界接触，她们没有人身的自由，出嫁后随时有可能被丈夫当作物品“抵押”或“典当”掉。丈夫去世后，她们又随时可能被家中的长者“转房”给家中未婚的男性。在这里，性别的对立显得十分尖锐。但是，江永的妇女并不是麻木地、消极地承受她们的苦难，而是顽强地抗争。她们创造出“女书”这种近乎“天书”的文字，专供自己使用，把自己无穷的苦难、胸中的愤郁都写出来，唱出来。她们还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坐歌堂、唱女书、结交姊妹，顽强地生活下去。

       （三）它是旧社会女性所受不平等待遇的产物

       妇女们不用“男字”（汉字），客观上是因为她们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主观上是因为她们不愿意向男人们透露自己的心声，这就给“女书”赋予了一种超乎书写工具之上的意义，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了。

       二、女书产生的女性文化背景

       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化传统的形成和传承无不与其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各个方面因素相适应。女书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有它特定的土壤的，与它所处的地理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生活方式、当地民风民俗、妇女的社会地位、社会交往方式均息息相关。

       对于“女书”起源的研究，我们主张联系江永一带妇女的历史遭遇以及将所在地区特定环境结合起来，把“女书”放置到江永一带独特的女性社会中进行考察。

       江永县位于湘南、湘桂边境，在萌渚、都庞二岭之间，地属南岭山脉的山地丘陵区，四周皆为高山峻岭，这里山清水秀，但又十分闭塞。战国时属楚国的最南边陲，是楚文化和越文化的分界线。汉唐以来，江永县始终处于湖南、广西、广东三省交界之处，是楚文化和越文化的分水岭。江永县自古以来处于楚文化和越文化的夹缝地带、湘粤桂三个行政区的接壤之处，是一个地理偏僻，经济文化落后的山区。“在这里，中央朝廷和地方封建势力控制比较薄弱，较多地保持着原始的、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即封建社会传统的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男人从事农业生产，解决一家人的吃饭问题，妇女不务农桑，在家纺织，解决一家人的穿衣问题。道光《永明县志》说：“女以纺织为业。”妇女不参加农业生产。光绪《道州志》说：“妇女虽贫不习农工。”

       江永县特殊的地理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历史形态的古今杂糅、民族的瑶汉融合，形成了特殊的风俗习惯和传统观念，使这里的妇女有着特殊的地位和道德情操。同整个封建社会一样，江永县的妇女地位十分低下，生产上没有地位，政治经济上没有权力，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婚前被锁在闺房中做“女红”，不准和男性交往，称为“楼上女”。由于“不落夫家”婚俗的盛行，妇女在婚后三天即回娘家，不能与丈夫生活在一起，生孩子以后到了婆家，不能下地劳动，只能在家纺纱织布，女人和男人被分成两个天地，女人只能与女人交往，只能跟女性一起织布。由于时间的充裕及与男性世界的隔离，女子形成了许多自己特有的节日和活动，如，四月八日的“斗牛节”。在那一天，未婚女子和住在娘家的新婚女子都要各自带了食品、刺绣、“女书”到即将出嫁的女子家或野外幽静的地方聚会。她们在一起读书、在一起评议刺绣、在一起吃饭，痛痛快快玩上一天才回家。结拜姊妹之间一年四季互相走访，十天半月在一起生活。“行客”之间则形影不离，难舍难分，如同“夫妻”。这样，女子们通过纺织、女红、唱歌、互访、节日等活动，形成一个“女儿国”，这是一个与男性社会隔绝的女性社会。

       “女书”的存在是以封建旧礼教隔绝男女之间正常交往为前提的，是以这个独特的女性社会的形成为前提的。一个女性社会的形成为“女书”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女书”正是这个“女儿国”的产物。江永“女书”是世界上现存的惟一的女性专用文字，但不是惟一的女性用字现象，从汉语言文化圈来看，日本“平假名”的产生和发展、韩国“谚文”的发展均与女性有关。这些文字虽然起初靠女性们的使用维持和发展起来的，然而最终与两国所使用的正统文字融合，成为全民通用字。有的学者认为，日本“平假名”和韩国“谚文”之所以不能形成相对独立的女性文字，而“女书”却成为一种独立的女性文字并在女性中代代相传下来，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平假名”和韩国“谚文”缺乏中国“女书”那样的女红文化背景的支持，没有形成一个与男性社会隔绝的女性社会。

       “女字”在女儿国中通行，起着交际和娱乐的作用，这又使得这个女性社会内部特别活跃。旧社会里，妇女在文化地位上十分低下，渴望与男性一样读书识字难以实现，很少有女性认识汉字。于是她们利用手中的“女红”来另辟蹊径，创造出男性无法取代的文字符号——“女书”。“女书”使普通的妇女也掌握了一种文字工具。在这个独特的女性社会中，妇女们以“女书”结交联络，以“女书”为纽带维系着的那片与男性社会隔绝的狭小的女性天空。她们借着“女书”这种自己专用的交际工具，可以随时记录自己的生活，结交姊妹，互通书信，倾诉苦情，发泄哀怨，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这样，形成了一种由普通劳动妇女创作的、以“女字”为载体、反映妇女生活和表达女性思想感情的特殊民间文学——女书文学。

       三、女书文学及其透露出来的女性意识和女性文化色彩

       现在流传用“女书”写作的文学性作品有600多篇。从现有资料来看，“女书”作品的文体几乎全部是七言叙事诗。主要有“贺三朝”、记史、叙事、诉苦、劝慰、书信、抒情、哭嫁、歌谣、谜语、祭神、民间故事唱本等形式。“女书”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民间文学，它无论在流行地域、传承范围、表现形式、社会功能、思想内容等方面都不同于其他的民间文学，表现出自己独具的特色和鲜明的女性色彩：

       （一）女书文学是特殊的劳动妇女的“歌堂文学”

       女书的创作、欣赏、流传仅仅局限于乡村的劳动妇女中，其主人是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她们既是作者，又是演唱者、传播者。它表达的也仅仅是妇女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主要诉述妇女自己的苦难经历，传递结拜姊妹之间的情意，相互慰藉、祝贺等。“女书”作品虽然寿命短暂，最多传两代人，人死书亡，绝大部分“女书”被陪葬、烧毁或埋入坟墓，因为当地妇女相信死后灵魂可在阴间娱乐，但是它却年年生，代代长，以奇特的方式记下普通农妇的苦难与追求，载着诚挚的友情，千百年来伴随着这里的劳动妇女。

       如，一篇“女书”唱道：

       女人过去受压迫，世间并无痛惜人。

       只有女书做得好，一二从头写分明。

       只为女人受尽苦，要凭女字诉苦情。

       这反映了当地妇女们“要凭女字诉苦情”，利用女书的创作与自己的结拜姐妹进行交流，“互相劝解，互相慰藉、互相祝愿，有苦同当，有乐同享”的愿望。她们在面临苦难和不幸时，希望在结拜姐妹那里寻找寄托和弥补，以获得精神上的某种满足。

       （二）女书文学体现了劳动妇女对自己命运的朦胧认识和自我意识的初步觉醒

       从“女书”文学的内容和功能上看，它主要是诉述苦情。女书作品中反映出了封建制度下，包办婚姻、缠足、受婆家虐待等妇女共性苦难。但是，却又不仅仅停留在诉说苦情上，更多的是对黑暗社会的血泪控诉、对封建礼教观念的叛逆，不屈服于命运打击的呐喊，具有鲜明的妇女觉醒色彩和女性反叛意识。如，唐宝珍的《自己修书诉可怜》长达78行，详尽抒发了她内心的苦衷：

       静坐空房无思想，自己修书诉可怜。

       以前独花花为贵，到此如今不如人。

       父母所生人七个，五个弟郎没一位。

       千般可怜无气出，透夜不服刀割心。

       ……

       这篇诉苦书，唐宝珍倾诉了自己五个弟弟病故、子女夭折、丈夫被抽兵客死他乡、改嫁不久后夫又病故，所有人间的不幸都降临在她头上，充分表现了妇女所面临的苦难。

       如，《义年华自传》唱道：

       丈夫出乡如书院，我在堂前奉双亲。

       三餐茶水多端正，孝顺父母尽我心。

       三从四德也知礼，忠孝二全父心欢。

       父亲出门圩场去，谁知母亲说丑言。

       枉我暗中煮蛋吃，哪个神仙来证明。

       日夜要娘同房睡，时刻不离娘的身。

       哪有何尝有此话，无人中冤来证明。

       老娘当天来跪下，咬土三口咒我身。

       自想自叹伤心哭，几夜天光愁断肠。

       又想房中自缢死，难舍红花女一人。

       左恩右想无可奈，等夫回家说分明。

       在这里，作者哭诉了自己嫁到婆家后所受到的百般欺凌，记述了一位善良无辜的妇女怎样无端地受摧残，在社会、在家庭没有一点地位的社会状况，反映了旧社会妇女受到的种种不幸和苦难。

       表面上，这些作者似乎只是在无助地哭诉自己悲惨的命运和所面临的种种苦难，但是，透过这些悲凄的哭诉，人们在字里行间却能深深地感受到这些妇女对造成她们不幸遭遇的旧制度和旧的道德伦理观念的不满与反叛，尽管这种反叛是个人的、很微小的。虽然旧制度下的妇女们地位低下，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但是，她们却能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顽强地掌握着“女字”，并运用这种女性自己的文字对旧社会进行控诉和批判，体现劳动妇女对自己命运的朦胧的认识和自我意识的初步觉醒，具有鲜明的妇女觉醒色彩。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用女书来丰富自己的感情生活并不断开拓女性的自我王国，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与解放，这实在是一种令人赞叹的奋斗、进取精神。”

       如，《解放歌》唱道：

       想起以前旧社会，受尽压迫好可怜。

       父母包办受压迫，缠脚本是大不该。

       生产努力做不得，重男轻女不平均。

       多少女人命不薄，多少终身血泪流……

       毛主席面前来诉苦，坚决替我报夫仇。

       这篇“女书”体现了妇女对自己的苦难有了清醒的认识，知道旧社会使她们受尽苦难，表现了对封建社会中缠脚、包办婚姻等旧恶习的不满和对男女不平等的反抗，表达了自己“报夫仇”的强烈的反抗意识。

       （三）当地独特的女性文化在女书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文学来源于生活，是生活的反映。”民间文学更是反映了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文化传统，包括价值观念、审美观念、心理素质、风俗习惯等。从目前收集到的“女书”文学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这些“女书”文学作品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当地独特的风俗习惯、女性文化和女性社会内部妇女的生活状态。这类作品可以说数不胜数。

       如，上面提到的《解放歌》，反映出了妇女不务农桑、不从事农业生产，只在家纺纱织布，绣衣、做女红的生活状态。

       又如，《湖海湖南龙出洞》写道：

       爹娘真合意，好日接上门。

       两位高楼坐，穿针配色全。

       这就是将姊妹接到家中，两人一起做女红的情景。这反映了当地妇女有结交姊妹的习惯，也体现了妇女在一起做女红的风俗。

       四、保护当地的文化生态，是女书保护的根本

       江永妇女被迫与男性社会隔绝，她们在一起纺纱织布、刺绣，在一起聚会唱歌，相互交流，慢慢形成了一个与男性社会隔绝的独特的女性社会。这一地区独特的女性风俗习惯和独特的女性社会，为“女书”的产生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和必要的环境基础；而纺织、刺绣、剪纸等活动则给“女书”的产生提供了最直接的契机，妇女们绣在花带和花被上的女红图案可以说是“女书”产生最原始的形体材料。

       “女书”在江永上江圩及其毗邻地区产生和流传，而没有在世界其他地区也产生这样一种女性文字，正是由于江永上江圩一带具备了这样一种让“女书”得以存在和代代流传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土壤。解放后“女书”却后继无人，面临灭绝的境地，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随着妇女的解放和教育的普及，妇女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妇女开始从事农业活动，地域的传统活动和宗教活动濒于灭绝，“女书”赖以产生和流传的文化背景已不复存在。正是因为“女书”的产生和流传有其独特的女性文化作支撑，所以人们在以后对“女书”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过程中，就应当十分注意保护“女书”产生和流传的独特女性文化背景，要以“建设一个女性社会，再现一种女性生活，探索一种女性文字”为设想和思路来对“女书”进行保护、开发和利用。这样，“女书”才不会因为丧失其存在的文化土壤而灭绝。否则，如果没有当地独特的女性文化背景作支撑，“女书”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会在历史的演变中灰飞湮灭，“女书”文化就会真正成为历史。以“开发和保护女书，首先要保护和复活当地独特的女性文化”为基本原则，中南民族大学女书文化研究中心与江永县政府联合提出在“女书”产生和流传区域建立“女书民族文化村”的构想和实践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的，也是需要迫切展开和实施行动的。

       作为一种独特而有神秘的文化现象，“女书”的发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女书”进行研究，“女书”研究逐渐成为文化研究中的一门显学。研究“女书”与当地女性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女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对“女书”文化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人文地理背景以及对与“女书”产生息息相关的独特的女性社会和女性文化进行深入探讨，对于“女书”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