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哲兵先生近期发表了《女书研究二十年》的文章，他的“几个学术结论”，笔者不敢苟同。这个问题，既是多年以来学术界争论的热点，也是在女书研究中应当着重解决的问题之一。笔者不揣冒昧谈些肤浅之见，与宫先生商榷。
一、女书发生期有理由早于唐代
宫哲兵对发掘、研究女书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是世人公认的。但他对女书发生期的推断却陷入了口碑的局限。他在《论江永女书决非先秦古文字》中说：“女书……盛行于清末与民国时期，其发生期不会早于清代。”（清元年为1616年）他经过两年的研究，最近发表文章《女书研究二十年》进一步作出了“女书造字者不可能早于唐代”（可理解为唐初即617年以降）的结论。两个结论相比，女书的发生期向前推进了1000年。他的依据是在江永流传女书造字的三个传奇人物都出自于宋代。
首先，我们要讨论故事传说能不能当作历史结论的依据。在瑶族民间，流传着许许多多的传说故事，有创世故事、机智人物事故、宗教神话故事、爱情婚姻故事等。仅创世神话故事，就有盘瓠龙犬、水淹天门、密洛陀造人等，各个瑶族支系的造人神话就有二三十种之多。而把所有的故事都收集起来，那就是一个神话的世界，是一个情节离奇、想象丰富、寓意深刻的梦幻百花园。如果故事能作历史结论，那么最起码可以说，瑶族不是由类人猿变化来的。这不成了远离科学的荒唐之说吗？即使机智人物故事都有名有姓，那也是虚构成份很大，是后人按照自己的哲学观点和思维形式编造出来的。故事的开头往往加上“在很早以前”、“在古时候”，这些故事也不能当作真有其事。女书造字的传说，也是后人智慧发展的结晶。这些故事给了一代代的女书传人以自豪感，鼓励传承人都要象先辈人那样聪慧绝伦。故事多无文字资料，只是口耳相传。因此，我们说，这些口碑故事只能给后人提供一个奇妙的想法，充其量只不过是对女字形成过程的虚构或描述，它都不是历史的真实。用虚构的故事去给历史作结论，这是史学的大忌。这种作法不但不能服人，而且还会造成以讹传讹的恶果。
其次，这三个传说故事也并不都出于宋代。胡妃造字传说是出于宋代，但经查阅《宋史》，在宋代宫廷里却无此人。九斤姑娘是指生下时的体重而言，姓甚名谁、何朝何代都没有讲。盘巧也是古时候的人，是上古还是中古没有说明。桐口村现有140户，近700人，卢姓为主，另有周姓7户，刘姓1户。卢姓始祖卢十八郎，宋为道州刺史时选择桐口立宅。当时从桐口入山数里之遥有个桐口源，是海拔800余米的深山老林，早在唐代以前就有盘姓等瑶族生活在那儿，现有屋场地可考。他们是“零陵蛮”的成员。盘巧其人是实是虚还有待考证。盘巧造字和九斤姑娘造字两个故事虽从桐口传出，但并未实指是宋代桐口人氏。讲述故事的义年华老人是5公里外的棠下村人，她是因晚景凄凉才到桐口跟着女儿过日子的。她在桐口说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一定是出在桐口村吗？
其三，三个故事都有一个共同之点，即她们是在某种特别无奈的情况下，运用曾经已知的女红符号，再经过创造性劳动写出女书信件传回家中来。姊妹们对传递回来的符号是借用女红知识去一一解读的。这里难免有人要提出疑问：女红符号又是怎样形成的呢？于是我联想起了张柏如《江永女书与百越文化的关系》一文。他说“女书起源于百越记事符号。史学家只考察到陶器、玉器和铁器上的‘刻画符号’，却忽略了承前启后的编织符号。织锦是真正古代符号唯一继承的依附物，是刻画符号延续的依据，是历史的焊接点，江永女书的独体字，几乎都能在百越后裔的各民族的织绵图案中找到。”张柏如所说的“织锦纺织符号”，在女书流行地上江圩一带大量存在，已是女书学术界众所周知的事实。女书流行地的现有居民及其先民的古代制品与百越有不有关系呢？回答是肯定的。
居住在上江圩的人与百越有关系。下新屋村和荆田村欧氏，至今还存有一块“唐朝贞元十三年三月清明立”的墓碑，说“始祖欧公念一郎所生四子传一十四世迨今”。立碑的贞元十三年为公元798年，由此上溯14世至少要前推350年即公元458年以上，已是南朝初期，说明欧氏已在此定居了1550年以上。据张雄研究：《钜宋广韵·尤部》曰：“欧，欧阳复姓，出长沙郡。”又《路史》曰：“欧，越王无疆次子，封于乌程欧余山之阳，后有欧氏，欧阳氏。”上江圩阳氏，是欧阳氏的简化。可见欧氏，欧阳氏，阳氏都是百越民族的后裔。
上江圩还有古代泥制品留下的刻画符号。2003年8月12日，我陪同县政协文史委的同志在上江圩中学老校长邓勇辉引导下，看了一座已被挖毁多年的古墓。有些砖早已被农民捡去建猪舍茅厕，墓穴内拱砖还有千余块。每块砖的小侧边都有刻划符号。其纹样就有几何纹、米字纹、回形纹、水波纹、棱形纹等许多形状。这些符号有些不仅与织锦图案相似，还与石钟健所说的百越“印陶纹”相似。石钟健说：“印陶纹在长江以南、东南沿海和岭南地区，在岭南西部的西瓯、骆越地区，也有不少发现。”“印陶纹是越人创制的，其特征多灰褐，所印陶纹深，印纹有几何、云雷、曲尺、米字、方格等种。结合历史来看，出现印纹陶的这些地区和这些民族，不是基于思想意识的相同；也不是由于互相之间的影响传播，而是因为这几个民族存在着历史的亲缘关系的缘故。”笔者缺乏考古知识，只是企图以专家的论述与江永的地下发掘物试作印证，这也许是不能成立的。但这类刻划符号在江永的存在也是事实。“陶”与“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都要以泥土为原料，经过制坯、印纹、烧结等相同的工艺流程。只是制“陶”的原料要求更高，制坯工艺更复杂。“陶”的初级阶段还不存在釉和彩。我想，古代百越人的“印陶纹”在某个时期或者在某些派用的场合也许会把纹印在砖块上。
历史也许是在不同姓氏的人群居住交替中前行的。到了南北朝、唐宋以降相对地稳定下来的居民，他们都对女书的延续作过怎样的贡献？“人死书焚”的传统虽把女书的历史湮没殆尽，但女书的真面目定会有一天弄清。女书面目全然揭开以后将是什么模样，人们正在拭目以待。
二、正确看待地方志对女书的偏见
女书在旧县志上没有明确记载，是历史对女书的偏见，它并不影响女书存在的历史事实。
历史是博大精深奥妙无穷的，史书则不能把历史的全部内容记录下来。在更多的情况下，史书是带有偏见的。一它要受制于那个时代的政治；二它要受制于编撰人的情感、认知水平和视野。地方志更是这样。就江永而言，明清以来东部地区有十多个村寨都流行傩戏，当地人叫“耍五岳”，旁人叫“大鼻狮”，而且有广泛的群众参与性，这在旧永明县志上没有反映。千年古村上甘棠摩崖上乾隆二十八年就刻了文天祥书“忠孝廉节”四个大字，可是后来的道光志和光绪志也没有提及。千家峒被围剿事件有如元兵铁骑下踏死的一棵野草那就更不用说了。若与上述相比，女书的待遇就要显得优厚了。它至少在道光志和光绪志的艺文志上可以找到痕迹。如清人蒋云宽的《竹枝词》写道：“仙坛深锁碧云间／自石为扇竹作关／警水人家小儿女／年年五月上花山。”清人周铣诒有《花山行》诗，大体记录了唐时谭氏姊妹入山采药坐化成佛，后人建花山庙的故事。诗云：“永明昔号山水窟／石玉川珠互辉烛／间气钟英代有闻／姗姗姊妹真仙骨／仙骨於今冷劫灰／居人顶礼如参佛／居人有女剧情深／唤娣呼姨旧约寻／巾扇年年逢五月／歌喉宛转出高林……”五月“上花山”“歌喉宛转”就是指当地妇女用女书祭花山庙。“巾扇”是指写有女书的巾和扇。这无疑是诗人用文学的手法从民俗的角度在县志上反映了女书。现在我们说江永女书是世界独一无二的瑰宝，古人能这样认识吗？在古代，女书不过是一种不引人注目的深闺文化，它的形态只是以女人的社交、歌堂、祭祀、女红织绵等方式体现出来的，连男人都不屑一顾，它能引起官方和撰史文人的注视吗？在志书上，对妇女织锦、歌堂、社交节日都有了足够的反映，而把不被人注意的女书掩盖了也有可能。而且女字是以一种口传心授、十分脆弱的方式一代一代地秘密传承下来，男人都不认识，史官又怎么去对女书作出正面记录呢？因此，旧县志上没有对女书作明确的记载，应是有其原因，至少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但它并不影响女书存在的史实。如果我们研究历史事象，要以史志上有无记录去判断它的存在与否并当作一条准则，这是十分幼稚的，在学术界也是不会认同的。
三、女书文字面临着去伪存真
抢救女书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现在的问题是不怕女书失传，就怕女书失真。抢救保护女书的纯洁贞操，还其原有的本来面目，可以说是抢救女书的当务之急！
我很同意宫哲兵的说法，民国初期以前女书是很兴盛的，“五四”运动以后女书逐步走向衰替。这既是大革命的功绩，可也是女书的悲哀。据唐功伟1988年调查，民国初年上江圩各个村寨都有人学用女书，随后便越来越少了。解放以后，女书基本歇业，到宫哲兵开始通过媒体向社会传播女书的消息时，精通女书的只剩有十余人。举例如下：
义年华，1907-1991年，出生于上江圩乡棠下村，曾出嫁到黄甲岭乡。她小时家境较好，小学毕业，能背“四书”“五经”，为她学习女书和流利的书写女书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国内外不少研究女书的专家，都拜在她的门下。她用女书记录歌谣，可以说无字不通。因而倍受专家、学者们的青睐。
高银仙，1902-1990年，上江圩乡高家人，出嫁到甫尾直至寿终。她幼年家境贫寒，没上过学，但由于天姿聪慧，女书学得很好。可是与义年华相比，旁人就会认为高银仙比义年华差，高银仙有许多字写不出来，而义年华全都能写。高银仙的孙子胡祥志说：“奶奶，义年华自己编造女字，你没有文化，编不出女字来，人家讲你不行。”在此情况下，高银仙能怎么办？
阳焕宦，一位98岁高龄的女书老人，一生不与汉字结缘。她的女字比以上两位掌握要少。她用女字、土语翻译《悯农》诗为：“做（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安（谁）知盘中餐，粒粒列（皆）辛苦。”她翻译《春晓》诗为：“春眠不知（觉）晓，子子（处处）闻白（啼）鸟，夜来天色冷（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现代也还有人在继续造假，如“向雷锋同志学习”之“雷”字，本来已有了一种写法：☆☆，意即在苍穹之下，有闪电的迹象，这是一个象形字。但今人却写作“☆☆”，这与汉字“雷”有多大区别呢？
以上几例，女书中掺杂了异体汉字已见其端倪。也无怪人们说有些女字太像汉字了。1999年唐功伟、赵丽明及清华大学的几个研究生按照《中国女书集成》收录的义年华女书，排除她近些年来的创作只能统计出600多个女书单字。高银仙、阳焕宜不识汉字，在她们的女书作品中，也只使用了1000个女书单字左右。阳焕宜在翻译作品时，有些字除用意会译作别的字以外，还有些就打上“××”，表明她对离开了闺阁的作品是无法翻译的。其原因是弃置女书的时间过长，原来掌握的女字在记忆中有些已自然流失。我国的汉字源远流长，影响深远。而女书流行地使用的又是汉语土语方言，几千年来，这里除流行方块汉字以外，还有局部范围内的宗教符号、妇女织锦的图案文字符号。女字在前期基本可以归纳在女红织锦符号的范畴。此外，这一带再无其它文字符号存在。女字在她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可能不受方块汉字的影响，因此有些女字像异体汉字也不足为奇，有如我国多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形相似。如果说女书中有少数异体汉字就为此肯定地说女书是由汉字演变的，那么多数的女书单字与汉字不同又将作怎样的解释呢？近20年来义年华等不论出于什么目的编造女字，都不是一件好事。它是一种掺杂使假行为。它损害了女书的原貌，破坏了女书原有的纯贞。它奉献给前来采访女书的专家学者们并不完全是鲜花，其间还杂有与花儿几近相似的野草。我于1994年与陈其光、周硕沂合编的《永明女书》，汇集了1570个女书单字。除去异体119字外，还有1451字，因当时没有注重区分真伪，定然还有部分是伪造女书字混杂其中。今年3月清华大学赵丽明来江永时很有感慨地说：“现在我们对女书的研究工作，不是耽心女书失传，而是耽心女书失真！”于是，我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有责任把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书新作中编造的女字清理出来。我呼吁女书学术界都要重视女字求真勿烂、宁少勿烂的问题；并建议女书所在地领导组织一个懂女书、负责任的班子，认真整理建国初期以前的女书文字资料，在此基础上，重新编辑《女书字典》，这样会对保存女书的真实性有益。
四、抢救女书战略与文化旅游
新中国建立后，女人和男人一样，都做了国家的主人。女孩子没有必要去仿效前辈人那样缠着婆婆的裙襟学女书了。老一辈的女书传人，旧社会度过了半百人生，现在唯一健在的还有98岁高龄的阳焕宜。人们有理由担忧：女书文化是否后继有人？
20年来，女书学术界在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领导下，对抢救女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南民族大学率先成立了女书研究中心并与江永县委、县政府携手制订了抢救女书方案。在上级的关怀重视和各院校的支持下，江永县委、县政府对抢救女书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1）切实保证现有女书老人的健康，派出了全县最好的医生定期为她体检和治病，每月发给低保生活费，限制过长的采访时间。（2）鼓励第2代、第3代女书传人的成长，60-30岁的女书传人现有20来人，县里运用座谈会、培训班、发证书等方式给予了鼓励。（3）开办女书学堂。现有政府支持的女书学堂一所，双休日在读40余人；私立女书学堂一所，晚上在读12人。（4）建立女书园，设女书文物、文献、作品、工艺、学术成果、书法展览、收藏与民俗演示，并且对外开放。（5）制订了女书知识产权条例。（6）选拔具备条件（大学文凭、英语四级、会当地土话、35岁以下）的女性到大学读研，培养自己的专门人才。（7）出版了《女书字典》。（8）申报国家级保护名录。（9）积极协助新闻媒体和专家学者的考察采访工作，与高等院校“女书研究中心”联合召开必要的研讨会，摄制原始真实的记录专题片，并且不断开拓更深层次的研究领域。（10）营造环境，恢复女书生态循环体系等。这些工作多已取得了显著成效并受到了社会的好评。但抢救工作永远不止这一些，必须进一步加大力度。女书文化旅游的开发也是一种保护和抢救，旅游业的发展可以给女书的生存注入新的活力。江永县的领导也曾多次表示要与专家和商家共同合作开发乡土女书文化。在女书之乡开发文化旅游，会更具有乡土文化特色，这里人文景观真实、土语风俗纯真朴实、山川地域广阔，有着移植地所不能比拟的民俗特色、丰富资源和靓丽风光。女书之乡竭诚欢迎专家和商家们的光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