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女书，产生和流行于湖南省江永县，字形独特而又自成体系的汉语方言文字。这种特殊的文字，只在当地妇女中流行和使用，而男性使用的却是和中原汉族地区一样的汉字。

       关于江永“女书”的产生和起源，学术界至今没有定论，归纳起来有几种说法：一是九斤姑娘女红造字说。二是盘巧造字说。三是玉秀造字说。以上三种传说，叙述女书产生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有个共同点，都肯定了江永的妇女创造了女字。笔者赞同女书是江永妇女所创造，但认为江永女书的产生于江永，江永妇女创造女字必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特定的社会环境以及江永妇女自身的特殊境遇等方面原因。

       一、内心起因：女权意识的萌芽

       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长期影响着中国。早在西周时，周公旦制作的《周礼》就规定了“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的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基本原则为中国宗法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后经过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总结、提炼和升华，形成了对中国传统社会家庭伦理和家庭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儒家家庭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南宋时期“父权制”思想被发挥到“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境地。在女书流行最广泛的江永县，女孩从小就被父母订了娃娃亲、给人做童养媳，演变成的婚姻就是指腹婚等包办婚姻，这种包办婚姻从前期的提亲到完婚等一系列过程都无须通过当事人，而直接由双方父母一手操办。女书诗歌中写道：“年纪到了四五岁，访问地方富家门；她父常常时挂念，为女觅人结婚姻。邻村有个王修苟，凤田本是她的村。家中本来是豪富，托媒走到我家门，谈起婚姻双合意，王门与我结成亲。男女双方都年幼，便由父母包婚姻。”这种婚姻不考虑当事人个人的意愿，忽视婚姻双方的感情。父母在给儿女定亲的时候把婚姻的本质视为纯生物意义的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由于没有婚姻基础，无辜而善良的妇女婚后大都遭受丈夫百般摧残。女书中的一些诗歌就反映了妇女在家庭中的种种不幸，其中的选段如下：“丈夫赌钱不休手，我其受急心不服。打得我身无处躲，悬梁身死三时久。没爷没娘跟嫂边，芦头洗面嫂嫂嫌。拿我将身不算人，又加清水来做汤。腹中怀他没精神，饿得面像死人形。将我抛在赌钱台，将我刀杀太无情。悬梁自尽我愿当，郎叔救我转回魂。上身打得骨头断，下身打得血淋淋。”封建的枷锁牢牢地维系在江永妇女的身上，没有自主婚姻，没有家庭地位，甚至没有人身自由。妇女成天聚集在阁楼里，纺纱织布、做女红等。江永每家每户的阁楼，成了妇女们活动的天地，她们相互学习女红技术、互诉苦情与衷肠。这种外界封闭，而“女儿国”却很活跃的特定环境，成为女书产生的温床。记得曾经有句这样的话：当女人单独呆在一起，没有受到男人变化无常的带有偏见眼光扫射的时候，那些姿态和语言就形成了。江永女书的产生也无不如此。长期以来，生活在大山里的江永女子，在封建礼教和乡俗民规的重压之下，她们的心灵被苦闷扭曲，满怀的愁怨只能在姐妹中诉说。

       没有自主权婚姻，加上封建礼教的双重压迫，如此的父权制投射在妇女心灵中的伤害和阴影，使江永女性积淀起对男人的隔阂，男权社会也容不得女子直接对抗，地位低下的江永妇女不敢正面抵制当时可恶的社会，不敢直接对抗婚姻制度，她们只能在自己构筑的语言文字里表达自己的心声，力图维护自己的权益。江永女子只能创造“女书”（不为男人所认识的文字）来抒发自己对不幸福婚姻的不满和对困苦生活的发泄。可以说女书是女书传人和江永女性对没有自主权婚姻和低下的社会地位的一种反抗，是对传统文化的抗争。因此，懵懂的女权意识的萌芽，是江永女书产生的原动力，成为江永女书法文化产生的内心起因。

       二、外在动因：对汉字的反叛心理

       江永位于楚国的最南边陲，江永的居民最先主要是瑶人和越人。唐宋以后，各地汉人陆续来到江永，汉文化在这里迅速传播且影响逐步扩大。从秦汉开始，这里即有私塾馆，私塾里主要教习四书五经、《左传》等儒家经典著作，灌输“忠君尊孔”的封建伦理道德。唐宋以后，这里逐渐建立了四所较为有名的书院，即桃溪书院、顾尚书书院、濂溪书院、允山书院，书院里主要讲习四书五经、《性理》、《史鉴》、《古文》等。唐朝在这里设立县学。以后历代汉文化在这里得以延续，直至民国建立新式学堂。因此，唐宋以后，通过私塾、书院、县学等各种教育途径，汉文化在江永广泛地传播。柳宗元、周敦颐等历代名人的足迹遍及永州，他们的作品和思想得以在当地传播开去，历代私塾、书院、学堂遍布县内，又为江永人接受汉文化提供了教育的机会。唐宋以后，永州地方已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汉文化影响越深，也就越加具备了汉族封建统治所具有的其他特征。“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等等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给江永妇女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压迫、歧视和无穷的痛苦。江永的妇女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她们不能随意与除自家父兄以外的男人接触；不能随意参与男性社会的活动；不能和男人一同下田耕作，更不能像男子一样，进书院、学堂，学习文化知识，表达自己的心声。由于身处汉文化的氛围之中，潜移默化，在心里，江永妇女愿意学习，愿意书写，希望能像男子一样，出口成章，作诗撰文，然而，现实却不允许她们有此非分之想。压迫逾深，反抗越强烈，既然不能像男子一样，进书院、学堂，学习文化，就要找到一条属于她们自己的路径，诉说自己的痛苦，表达自己的哀怨，展示自己的才华。而当地封闭环境下开放的女性世界，和受瑶俗影响妇女相对自由的状况，使这种愿望成为可能。她们创造女书，形成了对汉字的反叛，对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制度进行揭露和控诉，甚至将矛头直接指向“制错礼”的朝廷、皇帝。女书中有道“只怨朝廷制错礼，世杀不由跟礼当”。严酷的封建压迫和具有强烈反抗意识的双重原因，使江永妇女创造女书，形成对汉字的反叛，她们通过女书痛快淋漓的诉说，女书成为江永妇女发泄哀怨的重要途径。妇女们创作女书、热爱女书、传播女书文化，因此，对汉字的反叛心理，是江永女书产生的外在动因。

       三、催化剂：封闭而活跃的女性世界

       从女书产生和流行的地理环境看，江永及临近一带自古以来是个地处偏僻、落后的山区。江永地貌为盆地式，置五岭怀抱之中，极为闭塞，交通也非常不便。这里的居民历来重农耕、轻商贾。属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山区的小农经济。他们以家为生产单位，男耕女织，不求于外，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他们与外界往来甚少，除到市场上出售剩余农副产品，换取日常生活必需品和生产工具，以及亲友之间的礼尚往来之外，很少与外界有更多的社交往来，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奠定了自我封闭的物质基础。

       江永上江圩居民喜欢群居，这里一般同族同姓聚居，百多户人家形成一个村落。产生女书的中心地带处于潇水之滨，地势平坦，村子星罗棋布。这些村落有的相距数里，有的仅一溪之隔。村中青砖瓦舍，雕梁画柱，民居多为天井式建筑。石板小巷把整个村子串联成一个“迷宫”。

       然而，由于人类有着强烈的与他人交往与交流的需要，对外封闭却促使村庄内部的交往与交流增多。上江圩一带属于崇山峻岭中的宜农谷地，解放前由于田多地少，土地肥沃，耕种一年的收获可供几年吃用。男人们下田耕作，在主要生产部门中占据重要地位。男人有机会外出参与其他社会活动，对外交往相对较多。而妇女们既不同于中原农耕地区妇女操持家务，勤于农活，又不同于北方、西北方少数民族游牧地区的妇女挤奶熬茶，放牧牛羊，也不同于南方山地民族地区妇女挑担种地，上山下坡，她们的任务只是做家务和做女红。为了排解苦闷寂寞，妇女们常常聚在一起，纺纱织布、剪纸绣花、打花带等做各种女红，即使是在家里纺棉花，也是三五成群集中在一间阁楼里。这些“楼上女”，在社会上、家庭里的地位很低，然而，凑在一起做女红的习惯，给予她们互相交往的机会。妇女不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她们被苦闷和愤懑扭曲的心灵，满腹的愁怨只有在与女伴的交往中，可以敞开心扉，说出自己的种种不幸，抗议命运的不平。于是，女性间内部的交往与交流就显得非常重要。没有恋爱婚姻自由，深受各种束缚，孤独寂寞的妇女们知道，只有与自己有着共同生活经历和共同命运的女伴，才是真正可以信赖的人。于是，创造奇异独特的、只在女性中识别的文字系统，成了她们追求自由，摆脱当时传统的社会习俗，排遣内心苦闷和发泄愤懑的最好方法。

       妇女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承受着社会生活的千般万苦，内心积淀着许多静隋、哀怨，她们只有在男性不识别的女书中，不怕暴露自己的隐私，敢于直白自己的痛苦，表达自己的愿望。于是，她们用女书写下苦难的遭遇，希望能找到如意的丈夫，乞求神灵保佑能生儿育女、解脱灾祸。有些妇女，自幼贫穷，丈夫早亡，膝下无儿，孤苦零丁，无依无靠，一生遭难。她们要用自己的文字排遣苦闷，控诉血泪，甚至抵抗、控诉这个社会。创造不为男人所认识的女书成为妇女精神的寄托，这是封闭中的活跃。外界封闭而内部生活层面却很活跃在上江圩地区是同时并存的。这种外界封闭而内部活跃的女性世界成为江永“女书”法文化产生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