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女书文字的记载，在上江圩一带流传着许多美丽动人的故事。

       一说很久以前，上江圩一农家生下一女婴，体重9斤，故取名九斤姑娘。九斤姑娘自幼天资聪慧，纺纱绩麻，织布绣花，无所不精，是她异想天开地创造了记载土话的女书。

       另一传说是：宋朝时，江永上江圩荆田村出了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子叫胡玉秀（有的说叫胡秀英），因芳名远播，被选入皇宫为妃。进宫后不久，遭冷遇，胡玉秀心中苦闷异常。她想写信向家人倾诉苦情，又怕太监发现，于是心生一计，把自己认识的汉字加以变形，写在手绢上捎归，并嘱咐亲人：要斜着看，用土话的音来读。渐渐的，这种文字就在妇女中流传开了。

       还有盘巧造女书的说法。说是一个叫盘巧的冰雪聪明的姑娘，被官府劫往道州，为了向家人报信，她煞费苦心，根据女工图案造出字来，写了一封长信让爱犬带归。同村的女友费了很长的时间终于把信解读出来了。从此，这种文字就代代相传了。

       尽管说法不一，但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个聪慧的女子。正如女书传人义年华老太太所说：“女书本是姑娘做，做起女书传世间。”——上江圩人固执地笃信：只有聪明的女子才可能创造出这种只为姐妹们所识的奇特文字。

       然而，传说毕竟只是传说，远不能做为女书起源的真凭实据。女书这种世界独一无二的女性文字到底是什么时候，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它究竟是借源文字还是自源文字？它与汉字有何历史渊源？其文字体系属何性质？所有这些问题，至今仍是无法解开的历史谜团，学术界对此多无定论。

       一、女书文字产生于什么时代？

       女书专家宫哲兵根据“女书”的1200多个表音单字中“有大部分借用和汉字改造而成”；“女书的作品的文体几乎是七言叙事诗，明清最为盛行”；“女书造字者传说的故事不可能早于宋代”等方面认为，“女书不属于先秦古文字，它盛行于清末与民国时期，其发生期不会早于清代”。陈其光根据“女书”字符中“多数字来自简化汉字”，推测“女书文字产生的时代不会很早”。张公瑾根据“女书”文字构造的系统性和复杂性推测“这种文字从产生到完善至少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李荆林根据“女书”中大量与出土刻划符号、彩陶图案相同和相似的字符认为“女书文字起源于仰韶文化时代，形成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后”。刘志一根据“女书文字与原始古夷文的基本笔划、造字法类同”，认为女书文字“产生于舜帝时代，是舜帝时代的官方文字”。“男传女书第一人”周硕沂认为“女书是很古老的文字，是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的，应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南民族学院教授谢志民独辟蹊径，提出“女书系文字在商代即已是一种比较发达的文字，并接受过甲金文的强大影响，至今女书字汇中仍遗存有来自甲金文的借字”观点后，又进一步深入分析研究了女书造字的特质，肯定地说，“女书系文字的始创者当是古越人，也只能是古越人”，“女书是古越文字符号体系”。

       二、“女书”是借源文字还是自源文字？

       这个问题，学术界争论颇多。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女书”是汉字楷书的变体，是参照汉字楷书创制的，是汉字的一个分支，属于借源文字。部分学者则认为“女书”是古代民族文字的孑遗和演变，属自源文字。学者钱玉趾考察了江西清江吴城出土的商代陶器上的文字符号，认为二者的“相似及相同的数量是比较大的”，从而推断“江永妇女文字可能起源于吴城陶器文字”。刘志一认为，“女书”是舜帝官方文字的古夷文的转化，他推测“女书是古夷人的一支——东夷人在舜帝时代利用黄帝、尧帝时代使用的原始古夷文创制的官方文字……舜帝王朝灭亡后，一部分王室成员滞留中原黄河下游地区……一部分王室成员则在夏代初期南迁到湖南零陵九疑山一带，文字继续在内部使用……逐渐转化为女性文字”。张柏如则认为，“女字的构成起源于百越记事符号”。他论述道：“史学家只考察到陶器、玉器和铁器上的‘刻画符号’却忽略了承前启后的编织符号。织锦是真正古代符号唯一继承的依附物，是刻画符号的延续依据，是历史的焊接点。江永女字中的独体字，几乎都能在百越后裔的各民族的织锦图案中找到。”李荆林认为“女书是陕西商县古苍梧族陶文的继承和发展”。他说，苍梧系古代陕西商县土著，常被尧舜征伐，被迫南迁，经汉水，过洞庭，辗转至江永一带。苍梧族是一个熟悉和使用陶文的族体，当秦始皇推行统一中国文字的政策之后，苍梧男子放弃了自己本不完善的传统文字，改学了汉字。而女人在封建专制社会中，地位低下，精神被囚锢，人格遭践踏，于是她们悄然用起属于自己的文字来。她们也是在这种被男人放弃的情况下独自完成对陶文的改造和完善的。只有到这时，陶文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名符其实的妇女文字。谢志民认为，“女书”文字完全是一种自源文字。他通过比较认为：“女书”中“有相当一部分词与古汉语在读音上不相对应，在汉文字典中找不到出处；有相当一部分语法结构与汉语古今语法结构一般规则迥异。这类语词和语法结构显然不是汉语固有之物，也不可能是汉语自身发展的新成分”，而是“古百越语底层的遗留”。

       三、“女书”与汉字楷书是否有关联？

       “女书”属汉文异形字，在女书字汇中，存在着许多与汉字楷书类同的字符，研究者多以此认为“女书”文字源出汉字楷书。宫哲兵是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学者，陈瑾、赵丽明也同意这一观点。陈瑾提出：“女字的形体从发生学看不是一种独立创造发展起来的文字，是一种借用和参照了汉字形体建立起来的文字。”赵丽明也说：“女书脱胎于方块汉字，是方块汉字的变异，是借源于方块汉字的一种再生文字。”学者陈其光还研究了二者之间的规律性对应变化关系，认为将汉字变成女字，撇多数变成左斜，捺多数变成右斜，横一般变成左斜，短横有的变成了点，竖的有时变成右斜……谢志民却持相反的意见，他认为“女书”文字在发生学上与汉字楷书无关。他说：“笔画是构成文字的基础，任何文字都是以一定数量的笔画，按照一定的规则组合起来构成字符，由一定数量的字符组合成标记语言的系统而形成的。因而笔画及其组合结构的异同，是判定不同文字之间有无源流关系的直接依据……现代‘女书’虽属汉文，但它与汉字楷书之间，基本笔画不同，笔画结构迥异，又不存在普遍的规律性变化。所谓‘女书’笔画与汉字楷书之间的对应变化关系，实际上只能大体适用于进入‘女书’中的汉字楷书借字，与‘女书’系文字的固有字符毫不相干。而且，‘女书’中残存的象形字、会意字，均与甲骨系文字大相径庭，‘女书’文字的源头决非普通汉字，是显而易见的。”

       四、“女书”文字体系属于什么性质？

       世界上的文字，或属表意文字体系，或属表音文字体系，那么“女书”到底是哪种体系呢？

       绝大多数研究“女书”的学者都认为“女书”是一种表音文字，即一个字代表一个固定的音节，但可以表示好多个互不相干的意义。持此观点的主要有周硕沂、陈其光、赵丽明、陈瑾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女书既非表音文字，也不是表意文字，它“走的是第三条文字发展道路”，即它是一种记号音节文字。这种观点以谢志民为代表，他认为“‘以一个形去表示一个音’的单音字在‘女书’字符中只是少数……‘女书’不仅绝大部分一形多音，而且也大量存在一音多形，同音字现象甚为普遍……‘女书’字符与语音之间的关系缺乏固定性和一致性，同形不一定同音（如多音字）；同音不一定同形（如同音字）……‘女书’字所表现的，不属于表音字的特征，而是记号字的特征。”“‘女书’字符与其标记的音义之间，大部没有直接联系，字符标什么音节，标多少音节，表什么语义，表多少语义，纯系约定成俗，没有规律性的形式标志。即，一个字符纯系约定成俗的、标记一定音义的记号性符号。组合字、变体字、缀连字，属记号性符号；历史上象形字、会意字，在现代‘女书’中，也都失去了它们原有的表意字性质，演变成了标记多音多义的记号字……许多人都宣称‘女书’是一种‘表音的音节文字’。但是，他们却无法正确解释‘女书’字符的这种一形多音、一音多形现象；更无法提出一个即使是粗略的‘女书’音节字母表来。实际上‘女书’并不是表音文字，而是一种举世罕见的记号音节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