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康宜在《从文学批评里的“经典化”看明清才女诗歌的经典化）》一文中特意将中国明清才女写作与英国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女作家写作做比较。她发现，一个很大的不一样，英国的女性写作遭到英国男性的反对，以至于一些女作家用男性的笔名写作，不得暴露女性身份。历史上中国男性不仅不反对，反而从来都是支持女性写作的。“明清文人在提拔女诗人方面所做的努力确实让人敬佩。他们为了促使女性作品成为‘三百不朽’的经典之作，不惜倾注大半生的精力，到处考古采辑，可谓用心良苦。”

       在明清时期，明清文人向往女性文化创造，是时下文学批评界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共识，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有美学的“清浊”之分，在明清时期更是将“清”的美学推广到才女写作身上。直到今天我们在湖南江永普美女书村的高银先故居的门匾上仍能看见“浩浩清风”赫赫然四个大字，就是历史的见证。

       流传于中国湖南江永的女书，是世界上惟一的妇女文字。女书传人高银先就是一位明清“闺塾师”的现代版，女书版和乡村版。说她是现代版，是因为高银先生活在20世纪并非明清时期，说她是女书版，是因为这一位闺阁教师曾经赖以谋生的教学，教的是女书文字而非汉字；说她是乡村更是因为她的生活地域在江永的乡村。可是她在当地确实曾经以女书谋生，她以会女书，帮人写女书闻名乡里，不仅为她本人，也为她的婆家赢得极高的社会声誉。可见就当地的乡风民情而言，一位才女在当地人的心目中是值得人仰慕的，才情成为当地人对女性人生价值评判标准。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江永女书传人，也正是她们成为才女的过程中被训育为“规范”的“楼上女”和缠足女人的身体印迹。

       高彦颐也在她的《闺塾师》一书中谈到，明清时期由于江南经济货币化推动，“这些过程将家庭推到文化生产和知识的中心舞台上。这一新女子特性导致了年久的儒家四德（德、言、容、功）公式的掏空，尽管在修辞上，新、旧公式之间极为相象”。作为对身体的训育缠足同时得到推广，据高彦颐的研究，明清时期的“女性教育在三个范围中进行：无形训育，它通过操练女子的闺阁和身体，反复灌输各种训诫和价值观；文化教育，指的是阅读和书写技巧及总体的识字能力的获得；道德教育，女性的美德培养”。对女性的评判，由“三从四德”演变为“才德美”，有才学的女子是有社会地位，普遍受到人们尊重的。

       江永的上江圩靠近道县，道县是南宋大儒者周的故居，周敦颐（1017—1073）号濂溪，道州营道县（湖南道县久佳乡楼田村人）。周敦颐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家庭。而周敦颐生前的确也以他的实际行动，成就了一代大儒的风范，他的人品和思想，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敬仰。

       从江永当地的明清民居，我们均可以看出，这里的每一扇门窗的精雕细做，现存的木刻和石雕，都在告示后人，家内领域被重构后，包含了更多本该有社会来承担的文化传承功能，无论对社会而言，还是对个人而言，由于家庭领域被重构，女性的“主内”传统位置便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不仅仅是女人主内，男人也回家也主内，家庭关系强化的同时，社会性别、民族。甚至阶级的界限也已模糊。这应当也是江永女书得以发展的一个社会因素。史料对江永女书的文字记载，也正是始于清末年间。与高彦颐对明清才女研究的年代稍稍滞后，这是很正常的，江永的地理位置使得它具有一种活的历史博物馆的存在价值。这里的崇山峻岭的阻隔和很少战乱，大有“世外桃源”之景象。千年古村落，千年族谱，给我们提供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活的样本。明清江南才女文化强调女性教育的“向心”和男女隔离，正是造就女书的土壤，例如在女书的传诵之中，便于女子学习纺纱织布，便于女子学会言语的不冒犯，便于女子学习传统文化中的女子的楷模，便于女子在结伴吟唱之中学习文字接受教育同时学习纺织技能，等等。江永女书的女儿经，就是从汉字的版本对译的。据当地的妇女口述，女儿在童年时期结拜七姐妹。几乎都是模仿《天仙配》的民间故事，应当说江永女子学女书是得到男性的支持和赞同甚至可以说得到男性欣赏的。高银先等女人传人多是身体力行的教育者。她们身体的被训育，更说明她们在接受女性教育的同时被规范，她们一方面是女性文字的创造者，传承者；另一方面，她们又是男权文化的“被看”者，由此，江永女书既有来自地域少数民族文化的女权文化影响，同时也受到明清时期文化下移民间，寻常百姓也以家有才女为荣的社会影响。几位江永女书传人均为裹小足的女人就是例证。

       本文将着重从江永女书流传地的实地考察，运用从田野考察中的人物访谈、资料收集，案例分析与实物的调查，运用实证研究来论证和说明清江南才女诗歌创作对江永女书的影响同时，也力图说明当地的瑶族文化的母权遗风的影响，并描述两者之间的纠缠情态。

       一  闺阁与绣楼

       结拜姊妹学女书，既是让女孩子学习生产技能——女红，也是让女孩子学习社交的途径——结拜姊妹，而且女书还是祭祀女神（生育和祛病之神）的宗教活动必备的书写和说唱媒介更是女子出嫁必须举办的仪式（坐歌堂），女书是如此浸润在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之中，因此在当地女子的童年时代，学习女书是当地的农家习俗，由此形成一种独特的地域的乡村文化。

       以学习江永女书为纽带，结拜姊妹的组织形式恰恰与高彦颐《闺塾师》中所描述的类似，属于是明清强大的家族人伦与“家居式”结社，在说说唱唱中交流情感学习诗歌也交流纺织刺绣技能。在女书传人高银先收集的女书民歌中唱道：“上山数芒十八叶，下山数芒十八双，选起长的起高楼，选起短的起书房，起（砌）起高楼姊绣花，起起书房弟读书，姊的绣花千张纸，弟的口得万样书……。”义年华的结交姊妹书中也是这样写道：“你嘛楼上君子女，书家出身礼仪人。”正是明清时期风靡江南的女性写作热风气下移民间的写照。

       2007年的2月，我在江永一个靠近公路旁边的叫荆江的村子里，拜访了一位何静雪老人，她就很能唱女书，也会编织女书花带，她拿出自己编织的花带，还指指点点地说出花带上的一个个传说和故事来。“五比五娘来送礼，六比金鸡对凤凰，七比天上七姐妹，八比神仙吕洞宾，九比蟠龙来戏水，十比……”“那时织‘十比鲤鱼跳龙门’，漏了三个字。”

       这位老人78岁了，她回忆起当年她在娘家结拜姊妹学唱女书的情景来。“那时候村子里的大户人家嫁女，摆歌堂要唱三天三晚，提早一年，就开始摆歌堂，我们这些做姑娘的就跟着去唱。”这类似今天正式演出之前的彩排。

       在周惠娟家中，她捧起女书又给我们唱了一段结交歌。结交歌唱完，她又认真地解说了书中的内容。“砌起那个围墙种花树，海棠花开朵朵红。牡丹绣在那个衣绣上面，送给知心朋友，让她开心。因为催粮，她们才认识的。催粮，到我府上来催粮。催粮，在一同催呢。”“催”是交的意思。周惠娟是江永县女书研究专家周硕沂的妹妹。她读过书，也是江永女书传人。

       二  祠堂与歌堂

       接着去的村子叫葛覃村，这个村子看上去很整洁，老房子因为住了人家，也显得清洁，有生气。在这里，我们走访了一家姓义的人家，他家还珍藏着义氏家族的族谱，上面记载着元代的某个年间，姓义的一支是从山东迁徙而来。江永的上江圩，是女书广为流传的地域，义姓是大姓。

       关于姓氏与村庄的关系，我在晚上到杨仁里先生家中拜访。杨先生是江永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原任主任，现在已经退休在家，是一位热心江永女书研究和瑶族文化研究的专家，当我问到为什么我们白天所到的村子，往往是一个村子一个姓的时候，杨仁里先生说，这是因为这里上千年以来没有战乱和大的灾荒，所以也就没有大的人口迁徙和流动。这的确是江永的一个很独特有趣的乡土人文景观。例如周姓的江永上甘棠村就是千年古村，这个义姓棠下村也有500年以上的历史。

       一卷族谱在我们眼前展开，一个村子就是一个氏族，怪不得这里的老乡见了面，不仅仅问你到哪个村子，也不仅仅说村子的名称，却总是问你是去某村某家，阳家还是义家还是蒋家，一个村子就是一个家。常言道，住民公共空间的构筑，是社会的特质的表现，这里的住宅特质是很典型的家国（家庭空间与社会空间在同一结构）同构，一个村子动辄500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这真是世界一绝——中华民族以农耕以定居为主要的生活方式，她创造一种文明——自给自足，可持续发展的奇迹。而且世界上惟一的妇女文字也诞生在这里。

       这种一个村落就是一个家族的聚居生活方式，当然也是很典型的父权制从夫居的男权社会结构。按照钱穆先生说法，“中国社会，应可分四个部分，一城市，二乡镇，三山林，四江湖”。很明显，江永女书不是城市的精英文化，也不是江湖黑社会那一类暗语黑话潜规则的文化，更不是属于宗教山林寺庙文化，而是一种属于地域性的中国民间社会的乡村文化。

       “明清时期社会性别体系的弹性，不是建立在压制女性的约束力上。而恰恰相反——它为表达的多样性留下了机会。但不管在事后认识中它们的约束怎样，受教育的女性都抓住了这些机会，以作为个人满足和更大社会性别平等的手段。”正是在这种社会大气候下，又遇上了江永这个“山高皇帝远”地域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瑶族母权文化背景。

       从义家出来，我们到了阳家，准确的说到了阳家村。走访了江永女书一位已经过世的传人胡池珠的媳妇。正好，碰上阳氏祠堂里摆了十几张大饭桌，村子里有一位80老人过世，我们碰上办白喜事了。

       不少的人在祠堂里忙碌。

       这一带女书流传地的村子一般来说，村里人家没有自家的院落，窄窄的小巷，众多的青砖楼房栉次鳞比，祠堂是全村男女老少的“客厅”，公共场所，村里人家嫁女娶亲婴儿百日老人去世，各家都在这个全村人的公共场所办红百喜事。因此这里也是女书传承的场所，女子出嫁摆歌堂，和赠送女书“贺三朝”叙述妇女姊妹情义都在村子的祠堂前操办。

       我们遇上的正是这个村子的一位八十多岁的妇女去世了。全家，也可以说全村子的人都集中在这里办丧事。杀猪砍肉的，架锅烧火的，放鞭炮前来吊丧的，一派热气腾腾。

       “这里没有妇女不能进祠堂祭祖的规矩吗？”我问。就在湖南某些农村，妇女是不能和男子一道进祠堂的。

       “没有”小何是本地人，又在做江永女书的田野考察，他跑了30多个村子。他说，只有二月初一的朱鸟节，出嫁女不能在娘家过节。清明节前十八天的社日，女方没有生儿子的不能在娘家过。这里的俗话说“过社败，过社败，过了清明绝后代。”除了这两个节气，女子和男子一样都可以到祠堂参加祭祀活动的。出嫁女，坐歌堂，皇帝老子也让路。小何说。

       “摆歌堂一般唱什么歌？”“都有规矩的，首先唱愁屋。”

       女书之乡的婚嫁有坐歌堂的习俗。要出嫁的姑娘在婚前一个月就不参加任何生产劳动，准备嫁妆，叫“坐离娘月”。并且要请村里的未婚女子伴她作女红，陪她习唱嫁歌，这些姑娘住到她家来，叫“进歌堂”。有的一个月，有的十天，这要根据新娘的家境，宽裕的多住几天，至少婚前三天一定“坐歌堂”，因为要举行许多仪式。并分给唱歌堂的姑娘“花粉钱”。

       贺三朝。也吃三朝。新娘出嫁后的第三天早饭后，新娘的女伴们各持一个竹篮，装上糖果、水果和女书到女家，女家派人搭着抬盒，去男家贺三朝。男家则高朋满座，大宴宾客。边吃边听女书。也就是在此时，女书最风光。

       回门。新婚后选个好日子，新郎陪新娘回娘家看望父母，拜见岳丈、岳母，叫“回门”。有的新娘便长住娘家，要在年节或农忙时，男家的婆婆、嫂子、夫妹或丈夫来接，才到夫家住几天，一直到怀孕、生了小孩之后才长住丈夫家，这就是所谓“不落夫家’的瑶家习俗。新婚少妇在这一段时间内，还可像做姑娘时一样，和其他少女一起玩耍，唱女书，习女红。这也是这个地方娇闺习俗的一个体现。使女人从姑娘到媳妇的社会角色的转变有一段过渡。

       小何边走边介绍，他现在清华大学进修，主要在赵丽明教授的指导和帮助下研究江永女书。

       据何祥禄的调查手记在江永“有门楼、祠堂等保存完好的古村落40个，并查阅了21份族谱，这些族谱记载500年以上，世居20代以上。”义年华，这位江永女书传人，是官宦大户人家出身，棠下村是她的故居。桐口村是她的夫家。据村民介绍村上出过一名探花、六名进士。至今住“卢氏门中历代先祖考妣之神位”的匾额上方，还悬挂着“德劭名儒”、“敦义世家”、“笃义世家”、“隆养目痒”四块匾额，嘉庆十八年重修的“乡进士”匾挂在天井外侧上方。大门宽2米，高2.2米，为两合木门。门两侧有大石鼓一对，上马石两个，显得威严壮观。

       我们在村子转来转去，走马观花看了几栋青砖房，向导说全都是义年华家的故居。其中有一栋，据说是一栋前厅，被一户农家买了去，拆掉盖了新房。这农户人家比比画画。我们从他的描述中知道，他仅仅买下的是义家的前厅一幢小楼。据史料记载，义年华童年是送到私塾读过书，也学习过女书的。

       在小何的田野考察记载着对已故女书传人的后裔调查说明，女书流行地区，旧社会女人无论贫富，无论而是会地位高低，都有机会进歌堂。四月初八“斗牛”（专指少女少妇聚会的节日），交友同时学习女书；而男人一般是家庭境富裕，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家有机会进“学堂”也就是到私塾读书。所以在江永的女书流传地，会女书的女人比识汉字的男人多，按照小何的田野调查，每一条小巷都有许多会“读纸读扇”（唱读女书）的妇女，而每个村庄不一定有识汉字的男人。因此当地有个说法，“女人比男人有文化”。

       20世纪上半叶，英国作家弗吉妮娅·伍尔夫在女性主义经典《一间自己的屋子》里写到，女性要有自己的一间屋子，要有独立的财产基础，这样她就可以摆脱男性的桎梏，享受独自思考写作的自由。看来江永的农村女子的确是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这里山多水多田地少，人均只有几分田地，而山里的木材在历史上是靠水运，靠放木排的男人运到山外去，男人们常常是一年半载在山野和水上生活。这些村子里妇女当家作主的自然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司机老林很健谈，一路说他最大的心愿是还女书的本来面目，我便问他，什么是女书的本来面目，他说女书是母传女的文字，我家就是，你看看，我的岳母何静华，我的老婆是她的女儿，不是母传女吗？我是我外婆带大的。我外婆一个箱子都锁着六七本女书，女书是一种歌堂文化，一般有钱人家要嫁女，都是提前一年筹办歌堂的。那时候听我外婆讲，唱三天三夜是常有的事情。没有出嫁之前，我们这里的女孩子叫“楼上女”。

       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义年华的侄子义转龙，他说他对姑妈的事情弄不大清楚，他的父亲63岁才生下他的。他只记得他76年出生，家里房子也多，土地也多，他出生的那年才开始卖房子。他还记得他的姑妈有一些女书朋友，很亲，常常互相来往走动的，姑妈死后就没有往来了。

       我们仍然以义年华的故居来作案例分析。桐口村以崇拜凤鸟为荣，村内鸣凤阁、鸣凤祠、凤鸟浮雕等崇鸟文化的浓厚意识，这是鸟图腾崇拜的完美典型。村内有数十座民居，均在二、三百年以上。室内窗格窗花都有凤、盘瓠、孔雀、喜雀、葫芦等浮雕，门前两侧的石墩也是凤、盘瓠浮雕，镌刻工艺极佳。

       桐口村又有盘王庙。凤鸟崇拜、傩崇拜、盘瓠崇拜、葫芦崇拜都很典型，是江永县保留百越文化最集中、百越文化与瑶文化互相交织、相生共存的典型村庄。江永女书作品中亦有“朱鸟节”的唱词：“亲娘留女过朱鸟”、“他家亦有朱鸟节，不比在家做女时”，（《后汉书》张衡《思玄赋》：“缅朱鸟以承旗”，李贤注：“朱鸟，凤也”。）在桐口进行江永女书研究，常常在不经意之间走进明清故居，却又见识了当地的百越文化和瑶文化。

       三  花山庙与生育崇拜

       在崎岖的山道，我们前行，清晨的薄雾中，山峦依稀，我们要去的是当地妇女祭祀活动地花山庙，这是当地妇女用女书祭祀女神的重要活动中心。据史料记载，清朝嘉庆年间以来，这里花山庙香火特别旺盛，周围女性都来这里赛祠。其景在道光年间的《永州府志》及光绪年间的《永明县志》中均有记载。民国20年《湖南各县调查笔记》叙述花山庙的赛祠活动时说：“每岁五月，各乡妇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声歌唱，以追悼之。其歌扇所书绳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文字者，余未之见。”

       在查阅关于女书最早的史料时，我还读到这样一些信息。目前专家们收集到的女书作品，大部分是清末民初的，由此有专家推论那个时期是女书文字的鼎盛期。据现在的女书村（普美村）义友居说，高银先就是民国初年学习女书文字，后一直以传教女书为生，至1990年去世，是较有名的女书传人。她在世时曾有这样的回忆：当时上江圩的每个村庄，都有一批精通女书的高手。每年五月花山庙庙会的前夕，许多妇女就请这些高手代写女书纸扇巾帕。花山庙是当地妇女用女书祭祀女神的重要活动中心。

       据杨仁里先生的研究：“在道光志和光绪志的艺文志上可以找到江永女书的历史记录。如清人蒋云宽的《竹枝词》写道：“仙坛深锁碧云间／自石为扇竹作关／警水人家小儿女／年年五月上花山。”清人周铣诒有《花山行》诗，大体记录了唐时谭氏姊妹入山采药坐化成佛，后人建花山庙的故事。诗云：“永明昔号山水窟／石玉川珠互辉烛／间气钟英代有闻／姗姗姊妹真仙骨／仙骨於今冷劫灰／居人顶礼如参佛／居人有女剧情深／唤娣呼姨旧约寻／巾扇年年逢五月／歌喉宛转出高林……”五月“上花山”“歌喉宛转”就是指当地妇女用女书祭花山庙。“巾扇”是指写有女书的巾和扇。这无疑是诗人用文学的手法从民俗的角度在县志上反映了女书。”

       花山庙有一尊观音娘娘像，供奉在娘娘神像前有供品，供台前排列着各种各样的小孩子的鞋子，据说观音娘娘能辨识这些鞋子是谁家的孩子，好保佑这些孩子岁岁平安。这些小孩子的鞋子都是当地妇女特意从家中捎来的。

       只见在供台上有些江永女书字符和插图。

       下了花山庙，我们的车子拐了一个弯，在桐口村呜凤阁前停下来，呜凤阁前是一个石头拱桥，很小，半个小月亮一般稳稳地架在一道山涧上。水流的声音很响，遄急的水流从山中奔流而来，在一些大石头间激起瀑布来，过了石拱桥，是一片油菜花地，黄灿灿的。还有几棵灼灼耀眼的桃花。

       四  明清民居与女书传人

       我们跑了十个村庄，几乎无一例外，江永女书流传地都是被江河水环绕着的村落，过去进村出村，都要坐船。现在多数村子通了公路。村子的历史都是三四百年，五百年的，青砖房，狭小青石板路与清清的溪水伴你同行，蜿蜒曲折。这里地处中国的南方都庞岭崇山峻岭的腹中，这里却又尽是江南水乡风情，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汇入湘江的潇水这里发源，湖南由此得名潇湘。这里也是长江和珠江的分水岭和源头，一道道水脉穿山而来，在这里汇合成藏在深山腹地一片锦绣水乡。

       其实这里不仅仅是女人的女红精细，擅长在织物上创造女书字符，这里的明清民宅，也达到雕刻艺术珍品的程度，造型生动，肌理精细，栩栩如生。就在一栋民居前，我们看见一幅幅木雕，有鱼龙并欢，鸾凤齐鸣，有狮子戏麒麟，百鸟朝凤凰，鲤鱼跃龙门，就连房梁上的青瓦也有各种“寿”字的图案……这一切就是江永目前仍然保存下来的明清时期的中国传统艺术。让我们惊叹不已。我们带来两台数码相机，两台录像机，结果，我们在江永的五天，大家都拼命抓拍，拍到所有的机器都“罢工”了——所有的内存都装满了那里的山光水色和雕梁画栋，你不得不惊叹江永就是一座活着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这里是天公的造化，那些青石板上的石雕，那些门窗上的木刻工艺，我记得有一个木窗格上是雕刻着两只螃蟹，一只是正神态生动地伏着爬行，另一只是仰着肚子歇息的，不知道这一只可是行走了500年，还是仰着肚皮的那一只歇息了500年呢？

       到了小何的八叔家，这一位八叔可是女书传承的热心人，我们来到他家的时候，屋子里有一屋子人在吃饭，大概还在过年吧，意见我们的到来，八叔连忙抹干净几条长凳，几把木头的靠背椅子，我们在天井里坐下了，八叔从他的一包文件中抽出几张公文纸，上面是他记载这个村子的女书传人基本情况。

       八叔的小本子上记录着从上个世纪的30年代到90年代，这一个村子里能唱能读能写女书的有24位女人。

       走在明清民居巷道之间，猛然发现来几次来江永，热情为我介绍情况，当向导的，都是江永几位男性，眼前这一位一位热心江永女书的男人们，我不仅联想到我曾经读到海外对明清时期才女诗歌创作热研究中对男人的描述。

       如同女性能欣赏男性对建筑物和家具的精雕细刻，男性也能欣赏女性的专属于女人的文字，尽管男人不认识这些女字，但是他们明白女书是与女子品格能力修养密切关联，一个女子女红如何对于男耕女织的家庭经济的举足轻重，不仅仅如此，在哪个年代女红的优劣高下，还是一个女子的心灵纯洁和智慧的象征。会女书的女孩子一是女红的花样多，女红的花样从女书文字和诗词中翻新；二会女书的女子结拜姊妹多，闺房多个女伴一起做女红，使得孤灯长夜下原本枯燥乏味的针线活变成女儿聚会，说唱念做，也会多出几分人生智慧和情趣。

       几乎在我接触的女书传人，谈到在童年的时候，都说父母是支持她们学女书的。

       在八叔带领下，我们顺着龙田村弯弯的青石板路走了几户人家，果然这里的民居雕梁画栋，工艺过人，双喜的窗格，龙凤交织的门楼，厢房和天井里的青藻映衬着青石台的雕花，写道这里，我尽然又想起在阳家村，遇上吊丧的人群，鸣放鞭炮，我闪身转进另一条古老的小巷，一不小心就钻进一段历史中。我们在卢凤葵老人家中坐下来。这位老人说话爽快，她说，我在娘家就会唱，解放后就唱毛主席的歌，解放前就唱民间歌，（她把唱女书说成民间歌），她问我们爱听什么歌。

       我说随你，您爱唱什么都行。这位老人今年74岁，她唱起歌来，声音宏亮，她给我们唱了一首女书版的《抗日歌》。

       八叔如数家珍，说谁谁是某某的祖母，会女书，谁谁又是某某的婆娘，会女书；哪个哪个是跟着姨妈学的，哪个哪个是跟着外婆学的。听着八叔的述说，我的脑子里的十个村子“活动”起来，原来有一条一条姻缘血缘的联系，将女书的流传开去，出嫁女，走娘家；母传女，婆婆传媳妇，女传女，结拜姊妹似乎有了一些清晰的线索勾勒，女书的流传原来是有这样的一幅地图：

       江永女书是随着女儿出生结拜同庚姐妹，女儿出嫁到其他的村落而流传开来，由于她受到地方方言的限制，基本上是在方言区内，顺水域流传；女性结拜姐妹亲，姻亲和亲戚家族中的女性的血缘关系是江永女书流传的管道，而神庙祭祀，迎娶新婚坐歌堂，贺三朝，结拜姐妹的走人家，女红刺绣纺织是女书传承的主要方式。田野考察证明：

       （一）女书不是妇女的自话自说，更不是自怜自恋，而是在江永这个地域有着独特的与经济文化宗教密切联系的一种以妇女为创造主体的乡村文化。她创造与传播，表现了妇女的主体性与创造性，是一种与男权社会并存，受到当地瑶族母系制影响与男耕女织的经济形态密切相关的民间文化。

       （二）女书更不是女同性恋的产物。江永女书的主要形式“贺三朝”，就是男女异性恋并且新婚后的一份“贺礼”。女书流传地也同样是从夫居的社会模式，只是这里独特的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和地理环境造就了这一方人文景观，使得这里的妇女拥有公共的社会空间和传承文化的社会地位——妇女即便在父权制的社会形态下，也可能形成自己的姐妹团体来传承属于女性的文化。

       （三）因此简单地判断女书为反叛男权的“精神”产物是不符合现实的，也是很难自圆其说的。但是，简单地将女书看成明清才女诗歌的翻版，也是不全面的。江永女书这一新型的妇女文字产生并传承，是有着与明清才女文化的从“三从四德”演变为“德才美”的极为相似的表象，例如缠足，楼上女，等等；同时，江永女书又是十分典型反叛男权的文本——她们实现了女性独立的文字创造和传承，将瑶族的母权遗风女子婚嫁形成一种“歌堂文化”与汉族父权制的象征“祠堂”揉和为一体，实现对父权文化的一种暗中颠覆。

       江永女书是在江永这个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中的农耕文明的男耕女织的产物。当然，我们也看到在今天工业化的进程中，江永女书濒临消亡的困境。同时，我们也见证积极地四处奔走为保护江永女书的男人们和女人们，我们感受到了江永女书仍然靠着家族的凝聚力量来顽强地支撑着传承着，在这里，社会性别、民族和阶级的界限相应变得模糊。我们也尤其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和博大，各种地域文化的多姿多彩。女书，据目前能够看到的原创文本，大量的是清末民初的文本，应当是明清才女诗歌影响下，汉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交融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