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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书习俗

    江永县人口25万，面积1626平方公里，以瑶族、汉族为主体的30个民族的人民在此和谐相处。这里在古代为楚、越文化的接合部，楚越文化在这里互相融合。据《江永县志》记载：“昔秦始皇遣王翦降百粤，谪戍50万人守五岭，其一为都庞。”现境内都庞岭上的将军峰，相传为当时指挥部的驻地之一。

    江永县相对偏僻、闭塞，自古以来与外来文化交往不多，正是这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才使神奇的女书保存至今。

    历史上，女书在江永县大部分地方及毗邻的道县等地都有流传。今天，女书流传区域已大为缩小，仅限于江永东北的上江圩镇和铜山岭农场一带及其周边的个别村落。

    江永女书，狭义的概念是指本地长期默默传承的一种神秘的女性专用文字——女字；广义的概念则还包括用这种女字创造的各种作品。长久以来，江永女书一直是“养在深闺人未识”，至20世纪80年代，女书才逐渐为外界所知。

    女书是一种古老的文字，是一种女性文字，此点学术界已无异议。但是，有关女书的历史渊源，由于无史志记载，女书作品又因本地女书传人有“人死书焚”的习俗，留存于世的最早的也只是清末的作品，故学术界至今仍意见纷纭，尚无定论。

    女书究竟产生于何时？中南民族大学教授谢志民认为，女书是古越人文字，很可能是与甲骨文使用区有联系的另一种文字使用区的文字。山西太原师大教授潘慎等认为，女书比甲骨文早，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文化产物。株洲工学院教授刘志一认为，女书是舜帝时代的官方文字。武汉大学教授宫哲兵认为，女书产生不可能早于唐代。清华大学教授赵丽明认为，女书产生于中古以后，大约只有数百年历史。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陈其光认为，女书也许是清乾隆年间朝廷明令禁止使用的流传于宝庆府的“捏造篆字”，可能是宝庆瑶迁到江永来，把那种他们使用过的禁用文字带了过来。……

    女书是怎样产生的呢？专家看法也不一致，未成定论。谢志民认为，女书是一种独立的自源文字，它有自己的结构体系，是现今世界上两种还存活着的古老文种（汉字和女书）之一。女书文字中遗存了大量的稻作文化、鸟图腾文化和文身习俗。潘慎等认为，女书是母系氏族社会时的女人自己创造出来的自源文字。原始

    社会是母系社会，以女人为中心，必然产生女人自己的文字。女书存在于各地的刻画文字中，足以证明女书是当时通用的文字。刘志一认为，女书的基本字符来源于古夷文，造字方法也基本与古夷文相同，语言上的一些基本词汇与古夷语（即彝语）基本相同。这些现象说明女书远远早于殷商甲骨文，是甲骨文的源头之一。陈其光认为，女书借源于汉字。南楚自古是百越、南蛮杂居之地，人民过惯了小国寡民的自在生活，归入朝廷以后，忍受不了残酷的统治和剥削，历代都有人起来反抗暴政。起义军需要书信往来，军中有识之士为了保密并迷惑敌人，团结内部，便利用方言差异，将常用汉字加以变形在内部使用。赵丽明认为，女书是借源于方块汉字的一种系统的再生汉字。女书仓颉是女性群体，女书学校是女性社会，但也不排除是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历史事件中，由某个特定的人为某种特定目的和需要而创制的。宫哲兵认为，女书借用的汉字是今汉字而非古汉字。女书是当地的一个擅长唱歌与女红、有许多结拜姊妹的女人在遭遇过一次人生的重大灾难后创造的。

    这种文字与女红图案似乎有某种联系，女书的产生与当地结拜姊妹的习俗有不解之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史金波认为，在我国古代的某个时期，如唐、宋时期，或明、清时期，江永一带的某个人或某些有一定汉字基础的妇女，为了能有一个机会和场合倾诉自己的苦闷，又不愿让男人知晓，便依据汉字创造了只在妇女中使用的秘密文字。武汉大学教授夏渌认为，女书可能是兄弟民族方言地区人民取材于汉字构件而创造的一种文字；也可能是长江流域南方民族中早已存在的原始文字。

    尽管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但近年来，专家学者们对女书的产生、流传等历史问题已经基本达成了如下的共识：女书是一种古老的文字，它产生于古代；女书是在特定的人文地理环境中产生的，发祥地在江永（原永明县）；上江圩是女书流传的中心地带；女书是流传地区妇女使用的一种奇特的秘密文字。

    在民间，围绕着女书产生，流传着种种传说。

    首先是胡玉秀造女书的传说：

    古时候，今江永县上江圩的荆田村有一位才貌出众、名叫胡玉秀的年轻女子，值皇帝选妃时被选中。胡玉秀为了在入宫后能与家人互通信息，便创造了这种“蚂蚁字”、“蚊子脚字”，并教会了哥哥，叫哥哥认读这种字时要斜着看，用家乡土话来读。玉秀入宫后用这种文字在折叠纸扇上写了一封倾吐苦情和思念家人的信，托人带出宫送了回家。以后，玉秀和家人便用这种字以折扇为载体互通信息，所以这种文字又有人称作“纸扇文字”。

    其次是盘巧造字的传说：

    传说在很早的时候，江永县上江圩桐口村有一位美若天仙又心灵手巧的姑娘盘巧，在18岁那年被官府猎队掳到了道州府。她仿照女红图案，每天造一个字，花了三年时间造出了1080个字。接着，她用这些字写了封长信让一只爱犬往桐口村家里送。盘巧的一位女友把信拆开一看，却似天书，便邀集七七四十九个姊妹，用七七四十九天时间解读了这封信。这种文字就是今天的女书。

    还有九斤姑娘造字的传说：

    很久以前，桐口村一妇女产下一个女婴，足足有9斤重，于是称其为九斤姑娘。这九斤姑娘年少时便因女红做得好，歌儿唱得妙而引来了周边地区的姑娘。九斤姑娘为了加强女友间的联系，便创造出一种女字，让姊妹们用来写信、编歌。

    另有女红图案变女字的传说：

    古时候，上江圩夏湾村妇女们农闲时有三五成群聚集一处做女红的习俗。由于每个人做出来的女红成品图案为各人自行设计，花样繁多，在互相观摩学习时，无法记住越来越多的图案。经大家一合计，决定每个人都将自己设计的图案各取一个名字，最后将所有图案的名字合起来，就慢慢演变成了女书。

    这些传说流传在民间，虽不足为据，但同样也是女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女书流传地土话内部存在着不少差异，但不管操什么方言的女书传人，在诵读女书和唱女歌时都使用“街上话”，即江永县城关方言。

    女书传播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种是随女书传人出嫁外乡带去女书，一种是村民迁徙带去了女书，还有一种是女书之乡的“斗牛”等民俗活动邀请来的与本乡女子有亲朋关系的外乡女子带走了女书。

    从传统的女书作品中的女书文字看，与汉字相似的很少，与汉字偏旁略似者也不多。因此，女书是否借源于汉字，还值得深入探讨。

    据已发现的近百万字女书资料来看，其基本内容有：

    1.信函。女书之乡有结拜姊妹的习俗。结拜姊妹关系一经建立便频繁往来，并常用女书写信，互通信息，相互勉励，互劝解忧，祝寿贺节。

    2.礼仪文书。准备结拜的姊妹，事先要写一份结交书给对方或大姐；女子婚后第三日为“三朝”，新娘的每位女友要写一份“三朝书”交给新娘，这叫“贺三朝”。三朝书内芯一般18页（夹页），封面为家织棉布料，回形式线装，上绣图案。三朝书只写前3页（夹页），后面的空页用来夹存刺绣用的针、线、花样图案、蚕丝片等。

    3.歌本。女书歌本多为七字韵文，少为五字、三字韵文。歌本所写的歌有童谣、趣事歌、诉苦歌、劝解歌、哭嫁歌、祝寿贺节歌等等。这些歌有世代相传下来的，有同伴创作的，也有自己创作的。妇女们就是用这些歌在传统民俗如婚嫁坐歌堂、岁时节日（正月十五、二月初一及四月初八的“斗牛”，农历五月中、下旬的“吹凉”，七月初七的乞巧节等），以及庙会等活动中大展歌喉。

    4.记事。社会上的许多重大事件用女书记录下来，如记述太平天国起义军过永明（今江永）县境的《长毛过永明》，记叙抗日时期日本飞机轰炸江永和当时政府抽兵情况的《中日战争纪实歌》，记述新中国成立后的反霸斗争、土地改革、成立互助组直至成立人民公社的《解放歌》，以及记述男女爱情、婚姻故事的《白水玉莲歌》等。这些女书作品无题、无标点，作品的题目是女书研究者据其内容加上去的。

    5.传记。女书之乡的妇女，特别是人生道路坎坷的妇女，到年老时往往要写一篇女书传记。文中详述自己的苦情，在妇女活动、女友交往中自己或者与女友一起尽情唱诵，以宣泄胸中的闷气、怨气、冤气，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6.祭祀歌。江永县城郊的允山乡的花山上有一供奉传说是唐朝时谭氏姊妹在此山坐化成仙的花山庙，每年阴历的初十到十三日，境内及周边县的妇女持写有求子、求福、求财、求平安等女书韵文的巾、纸、帕前来进香，向花山姑婆顶礼膜拜后烧掉女书祭品。

    书写女书的工具：笔为木、竹削尖而成，名棍子笔，就地取材，需要即削，用后弃掉。墨水为烧柴时结于锅底的锅烟子，加水泡制而成。

    书写材料为毛边纸、棉纸（桑皮纸）及其他纸制品。也有一部分女书绣于布面之上。

    女书的载体有“三朝书”、扇面女书、板带和刺绣等。

    三朝书本：布封面，内芯多为棉纸，32开大小，前面3页写上女书，妇女们用以向新婚女子“贺三朝”之用。书中内容皆为祝贺之词及惜别、思念之意。

    扇面女书：将女书的歌儿写于纸制折扇上，内容有嬉戏欢乐之句，亦有哀思伤痛之词。

    女书作品还有写在散页纸上的，如妇女结拜时的姊妹结交书，向结拜姊妹倾诉苦情的诉苦书，恭贺女友的祝寿节书，为女友排解忧心愁闷、正视人生不幸勇敢地活下去的劝解书，作为吟唱取乐的童谣和趣事歌，婚嫁专用的约定俗成的坐歌堂唱的“上位歌”、“下位歌”、“哭嫁歌”等等。到现在为止，可统计的女书原始资料有近千篇（可识读的630多篇）近百万字。

    板带：用手工将自纺棉纱染上数种颜色后，织成有女书短句的两指至三四指宽不等的布板带，女书句子皆为纪念、祝愿的，如“一路平安”、“万事如意”等吉利词句。

    刺绣：将女书字句绣于巾、帕、布面上。

    长久以来，女书一直在江永乡村妇女中悄悄流传。从前，女书的传承，没有专职教师，没有学校，没有固定教材，而是靠家传（母教女、姐教妹、姑姑教侄女等）及亲朋相教，一代又一代相传。过去女书的自然传人，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学会女书的。旧时，女书的传授非常神秘，除了唱诵女歌外，学习女书、书写女书作品，绝不在公开场合进行。

    20世纪80年代后，江永县委、县政府开始重视女书自然传人的保护和女书新传人的培养工作。目前，女书的自然传人均已去世，但以胡美月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女书新传人正在茁壮成长。

    女书现存单字1200个左右，是一种表音的音节文字，它既不同于拼音文字，又不同于既表音又表意的方块汉字。无论是字的形体结构，记录的语言，还是标记语言的手段和方法方面，它都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

    女书文字的造型、书写、字的结构以及行款方式均独具特色。

    女书字呈向左略微倾斜的长斜菱形，左低右高，用棍子笔书写，所以笔画纤细，既有小篆体匀称的特点，又有甲骨文劲挺的姿态，如：

    江永女书世界一绝

    女书字只有点（•）、竖（│）、斜（/、\）、弧（（、）、）四种笔形，没有圈笔。一个“○”是由“（”和“）”两笔写成的；没有折笔，一个“◇”是由“/” 、“\” 、“\” 、“/”四笔写成的，这是由于书写字时从上到下运笔的缘故。

    女书记录的语言是永明土话（当地称土话为“地话”）。这种土话流行在境内的永明河（又称“潇江”）两岸及其周边地区，这种土话既区别于普通话和官话以及瑶语等各种方言，而且其本身的内部也有一定差异，但操这种土话的人可以互相通话。这种土话，既有古汉语的孑遗，又有越、粤以及南方少数民族的语词掺杂其中。

    诵读女书有一定的韵律和节奏，似读非读，似唱非唱，半读半唱，但听起来还是有音乐感，因此，女书传人把读写在三朝书上和散页纸上的女书叫“唱纸”，把读写在纸折扇上的女书叫“唱扇” 。

    女书，一个字符就是一个音节，因为它不表意只表音，所以，不少的女书字即使组合成短语仍不能理解其表示什么意义，这种情况，反映出女书记录语言的缺陷；但也正是这种“同音借代”的特性，才让女书传人运用500个左右的女书单字，完整地记录当地土话并写出千字以上的韵文来。

    女书习俗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它包括学术研究价值、美学价值、社会学价值，以及经济开发的价值。

    女书造型奇特，既有甲骨文、篆文的风格，但又截然不同；它书写笔顺和行款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它记录的永明土话，既有古汉语的孑遗又包含着其他许多南方少数民族的语言成分；其作品多为七字韵文，涉及的内容皆闺阁、家庭之事，多为诉苦文学；诵读时，有一定的韵律和节奏，似唱非唱，似读非读；它是世界上唯一的妇女文字；它和许多民俗活动融合在一起，充分表现出自己的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它传承方式特殊，家传亲教，传女不传男，世代相袭；生不带来，死却带去，去世后，家属、亲友便将死者的女书作品或置入棺中陪葬，或付之一炬以便“带到阴间继续使用”。因此，它对语言文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妇女学、民俗学以及民族文化史和民间文学等多学科领域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女书字倾斜却稳健，笔画纤细均匀，十分秀丽，其书法艺术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目前，全国有的地方建立了女书博物馆、女书艺术馆、女书书法馆，游客观赏后赞叹不已。女书中堂、条幅、横幅已进入千家万户，给人们生活添加了新的美的享受。

    女书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旧制度主流文化的亚文化。由于同处社会底层受压抑的妇女们心理相同、文化相同，使女书产生出一种很大的凝聚力。女书正是以这种特有的文化力量，使松散的、卑微的乡村妇女凝聚在一起，大大增强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和群体意识，并通过倾诉宣泄、相互交流、沟通共鸣，调节心理，应对生活重负，正视人生不幸。即使在今天，女书的这种社会功能，仍具有一定的价值。因此，女书的交际凝聚功能、娱乐调适功能、习俗礼仪功能、教化传授功能、存储物化功能，具有普遍的社会学意义。

    女书之乡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物产丰富，文化底蕴深厚，女书的发掘和研究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将产生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006年，江永女书习俗被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江永县人民政府为该项目的保护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