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植民歌是桑植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用歌的方式对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结，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组成部分。
桑植民歌是中华民族古老歌谣的延续和发展，它起源于原始农耕时期，人们在长期的劳动中，用歌声倾诉自己的情感，调节自己的情绪，后又吸收了楚巫时代祭祀活动中演唱的一些音乐元素，并一代代口耳相传。因交通闭塞，受外来文化影响少，从而能使其完整无缺地延续至今。桑植民歌据记载有两千多年历史。《后汉书•马援传》：“二十四年，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援以为弃日费粮，不如进壶头，益其喉咽，充贼自破，以事上之，帝从援等。三月进营壶头。贼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症中病，遂困。贼每升险鼓噪，援辄曳足以观之。左右哀其壮意，莫不为之流涕。”这里的“鼓噪”就是指唱歌。同治《桑植县志》有民歌演唱的记载：“雍正五年（1727），邑人张宏毅偕侄崇周、仕周在县城西捐地创建武庙，有歌楼。”清嘉庆二年（1797）生于桑植河口，官至道台的沙文清创作的诗词《挽友人》“日边飞送薤歌声，疑信偏教旅梦惊”，其“薤歌，为丧歌”。
桑植民歌经历了两次大融合、大发展时期。桑植是一个以土家、白、苗等17个民族聚居的多民族山区县。各民族纷纷迁徙来桑，丰富、发展了桑植民歌。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繁，外地人纷纷迁徙至桑，出现了第一次民歌大融合、大发展，为桑植原始古歌古曲注入了新鲜血液。大革命时期，以贺龙为首的桑植人投入到大革命中，桑植成为湘鄂边、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摇篮，川、滇、云、鄂、赣、桂等地的红军来到桑植，带来了当地民歌，与桑植民歌相互融合，形成了桑植民歌的第二次大融合、大发展。
桑植县因地理环境、风俗习惯不同，有内外半县之分，从而形成了六个不同风格的桑植民歌色彩区。
山歌、小调色彩区：主要分布在五道水区（含芭茅溪、五道水、细砂坪、八大公山），以山歌、小调为主；
花灯调、风俗歌、礼仪歌色彩区：主要分布在陈家河、凉水口区（含陈家河、蹇家坡、沙塔坪、河口、上河溪、岩屋口、凉水口、桥自湾、龙潭坪、苦竹坪、四方溪、谷罗山），以花灯调、风俗歌、礼仪歌为主；
祭祀歌、傩腔色彩区：主要分布在廖家村区（含廖家村、上洞街、打鼓泉、两河口），以祭祀歌、傩腔为主；
薅草锣鼓、号子色彩区：主要分布在官地坪区（含官地坪、马合口、麦地坪、淋溪河、长潭坪、天星山林场、人潮溪、西莲、白石），以薅草锣鼓、号子为主；
小调、革命民歌色彩区：主要分布在瑞塔铺区（含瑞塔铺、空壳树、汨湖、竹叶坪、刘家坪、走马坪、芙蓉桥），以小调、革命民歌为主；
革命民歌、花灯调色彩区：主要分布在澧源镇、城郊区（含洪家关、利福塔），以革命民歌、花灯调为主。
桑植县民歌是桑植各民族先民长期创造积累下来的文化遗产，品种繁多，内容极为丰富。有高亢明快的山歌，温柔动听的情歌，风趣活泼的小调，热情欢快的花灯调，激越感人的劳动号子，振奋昂扬的薅草锣鼓调子，鼓舞革命斗志的革命民歌，说唱参半的仪式歌，以歌代哭的挽歌，以哭代歌的嫁歌，以及清幽自然的摇篮曲，人们喜闻乐见的三棒鼓、渔鼓等说唱艺术。它们是桑植各民族先民表达喜怒哀乐，流露情感心声的艺术结晶。现已搜集整理的山歌、小调、号子、花灯调等2300多首，其中山歌1400多首，小调300余首，号子100多首，礼仪歌60多首，风俗歌300余首，花灯调126首，薅草锣鼓40余首，革命民歌80多首，其中主要以山歌、小调、花灯调、革命民歌最为突出。
山歌：曲调高亢激昂，有高腔、平腔、低腔之分，上下句和五句歌之别。如反映团结互助、勤劳勇敢的《嘞嘿山歌》，就属于高腔山歌；反映主张团结和睦、敬重父母、爱护姊妹的山歌“五句歌儿五句对，只准七前不准退。上前不准伤父母，退后不准伤姊妹。天下只有和为贵”则属于低腔山歌；介乎两者之间的山歌为半腔山歌，此类数量最多。
山歌绝大多数是反映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有反映婚姻自由的《好郎好姐不用媒》，有反映情人相互思念，真心实意追求爱慕之人的，以及表达男女情深义重的山歌如《冷水泡茶慢慢浓》。此外，还有诅咒旧社会制度腐败的山歌。
小调：曲调宛转动听，悠扬悦耳，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其词长短不一，想象丰富，感人肺腑，多表现高兴、沉思、抗争、离别、悲伤等方面的主题。如《上金寨》：“初一日上金寨，反抹围裙倒刹鞋，路上有人盘问我，哩年罗，青春年少郎来哟，可怜罗，伤心罗。”即表现悲伤的情形。又如《花大姐》“姐儿坐在（三个妹子儿三），花果儿坪罗（两个妹子舍），身穿花衣（格呀格子格），花围裙哪（两个妹子舍），上是格，下是格，格子飞，多是扯，扯是溜，你早些来（呀大姐舍）”，表现喜气横生的情形。
花灯调：花灯是桑植各族人民逢年过节最受欢迎的传统艺术，故有“千台锣鼓响开面，万盏花灯闹新春”之说。花灯有文花灯、武花灯、跳花灯、懒花灯之分。演出时，除独脚花灯外，其余均由二人、三四人或五六人不等来演唱，一般是一男一女伴随锣鼓点子和二胡边跳边唱，一唱一和，间或伴唱，唱词精练，曲调欢快活泼，节奏感强。
此外，与花灯相近的还有九子鞭、三棒鼓、车车灯。九子鞭，唱腔有十多种，唱词多为叙事性。三棒鼓，唱词有固定的，有即兴演唱，边唱边抛鼓棒的。车车灯，以推车为主，角色不等，边唱边表演。
革命民歌：即红军时代歌，多为山歌、小调和花灯调。如慷慨激昂、鼓舞斗志的《不打胜仗不回乡》，即属于小调；娓娓动听，已流行全国的《马桑树儿搭灯台》，即属于五句子山歌；歌唱军民鱼水情的《十送红军》，即属于花灯调。特别是摇篮曲《红军来了做主人》，旋律优美，被称为土家族的“下里巴人”，广为流传，久唱不绝。
此外，还有诙谐滑稽、令人捧腹大笑的傩愿调，土家族、白族姑娘婚前惜别父母亲朋而以哭代歌的《离娘词》，土家族、白族哀悼亡人而以歌代哭的挽歌、教歌等风俗歌曲。
桑植民歌源于原始的歌舞戏曲。千百年来，歌、舞、戏一直相辅相成，相互融合，从而形成了桑植民歌独特的艺术特色。
桑植民歌演唱时使用的器具有：大筛锣、小勾锣、背篼鼓、土钹、土唢呐、狮子扁担、木鱼、牛角、司刀、八宝铜铃、扇、土家绣花手帕。
桑植民歌的代表性传承人有：
戴福香，女，1914年生，1980年病故，瑞塔铺镇瑞市村岩门口人，5岁随父母学唱桑植民歌，能演唱山歌、小调、花灯百余首，演唱的经典曲目有《太阳出来柿树青》、《一个雀子儿一个头》、《去哒去哒又转来》等，曾参加过省、州（市）、县等许多演出活动，接待白诚仁、蒋慧鸣、何继光、鲁颂、彭梦麟等省内外艺术家采风，为其教唱桑植民歌。其演唱风格凄楚哀婉，富于深情。
娄菊香，女，1937年出生，五道水镇土溪洞人，初小文化，6岁随父母学唱民歌，1955年在乡宣传队当演员，1956年随县代表队参加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民间文艺会演，被选赴省汇演，获省文化厅发给的一等优秀演员奖。1957年随省代表团上北京参加会演，其演唱的《叫我唱歌就唱歌》、《花大姐》等数十首不同曲调的桑植民歌，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灌制成唱片播放。1978年3月参加全省民歌现场会，再次荣获省文化厅颁发的优秀歌手奖。其第四代传承人黄道英2000年应邀随中国民族民间艺术团参加英国巴比肯艺术节，并同时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演唱《叫我唱歌就唱歌》、《三根丝线三尺长》、《嘀咯儿调》等桑植民歌，被誉为“与上帝有联系的人”。其演唱风格激越高亢、清丽明快。
向宏治，男，1928年6月12日生，2003年1月15日病故。据考，为桑植县傩戏第六十一代传人。其父向邦立（法名向法政）能演唱大戏，有滚刺木、上刀梯、捧沸油上灯、赤脚走烧红铁罐、双手舞40把大叉和40把小叉等绝技，多年在湘鄂边界演唱傩愿戏，称“向邦立戏班”。其代表剧目有巫傩《孟姜女寻夫》、《柳毅传书》、《三打鲍家庄》等，佛戏《目连寻母》、道统戏《姚钱寻父》、花灯、阳戏等。其事迹先后在《湖南日报》、《民族论坛》等多家报刊刊登，影响深远，被誉为“楚风傩舞的传人”。
谷兆庆，男，生于1919年，病故于2004年10月，桑植县马合口白族乡佳木峪村矮子峪组人。8岁师从父亲陈松桃演唱傩愿戏（低傩），会演唱汉戏、阳戏。他演唱的低傩腔甜润优美，继承与创编了低傩曲牌100多首，常年演出于湘鄂边界。1978年被湖南省文化厅授予“优秀民歌手”称号。1987年，日本学者横山广子小姐专程来调查傩戏源流。1988年，先后接待中央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上海音乐学院等全国大中专院校采风百余次，为他们演唱傩愿戏和桑植民歌。他演唱的代表作驾云调《白鹤起翅腿腿儿长》，高亢奔放，意韵绵长。
金岸武三兄弟，白石乡岩门村人。桑植县外半县薅草锣鼓第四代传人，其演唱的薅草锣鼓有“请神”、“扬歌”、“送神”等内容，演唱风格粗犷豪放，具有浓郁的原始农耕文化的遗风。
谷志壮（1917—1999），桑植县洪家关乡人，多才多艺。中国音乐家协会湖南分会会员，中国舞蹈家协会湖南分会会员。12岁拜谷晓丰学演花灯唱灯戏，丑、旦皆精，吹打弹唱全能。曾到大庸、桃源、沅陵、五峰、秀山、酉阳等地巡回演出。1949年以后，在本地传教花灯、灯戏、阳戏，广收学徒。1954年到湖北省鹤峰县剧团任团长兼导演；1956年10月在湖南省群众文艺会演中获“优秀民间艺人”称号，并被湖南省歌舞团聘为民舞（花灯）教练。后在湖南省群众艺术馆、省文艺干校、湖南艺术学院、省文化局艺术科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歌舞团等单位从事民间歌舞教育工作。1961年调桑植县花灯剧团任编导，先后传授和整理了花灯戏音乐《娘试女》等二十余种唱腔。他演唱的《四季花儿开》诙谐风趣、活泼欢快。
钟学芝，1876年生，男，桑植县走马坪乡走马坪村人，民间艺人。1883年拜师郑光旁学唱土地戏、汉戏、花灯、打击乐，15岁四处演唱花灯。1956年参加桑植县艺人座谈会，传授武花灯等民间艺术，熟悉多种民间艺术，1956年病故。于1956年获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优秀老艺人奖，同年获省优秀民间老艺人奖，在发掘桑植民间艺术活动中作出了较大贡献。
朱耀榜，男，1931年出生，樵子湾乡白果村人，桑植杰出的民歌手。1956年桑植县抢救发掘桑植民歌，其演唱的《马桑树儿搭灯台》很快成为蜚声中外、传唱世界的经典名歌。全国著名作曲家瞿希贤称之为“金色的旋律”。20世纪50年代收入《中国民歌集》卷首篇，并入选《中外经典民歌100首》。2003年，著名歌唱家宋祖英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的个人演唱会上演唱了《马桑树儿搭灯台》。
尚生武，男，1952年1月出生，河口乡塘坊人。8岁学唱桑植民歌，能熟练演唱数百首民歌，享有“土家歌王”之美誉。1978年10月，赴京参加全国独唱、二重唱会演，获得好评。1987年8月，随湖南民间歌舞团赴波兰参加第6届国际民间歌舞联欢会，第19届扎科潘内山区国际文艺竞赛和波兰山歌比赛，所演唱的《桑木扁担软溜溜》等3首民歌，使代表团分获特别奖、铜杖奖、新闻纪念奖及山歌比赛第一名。尚立武多次为来张家界视察工作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李铁映等演唱桑植民歌。
向佐绒，女，人潮溪乡人，1955年2月生，5岁随父母学唱桑植民歌。其演唱的桑植民歌高亢明快，有“百灵鸟”之称。1978年10月，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邀，演唱《上金寨》、《叫我唱歌就唱歌》，随即录音播放。演唱的《冷水泡茶慢慢浓》被搬上银幕，先后为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友人演唱桑植民歌。
桑植民歌是桑植人民在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劳动过程中创作的民间音乐，与中华民族文明同根同脉。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如下基本特征：
1.原始粗野性特征。桑植人民长期生活在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环境中，形成自由率直的个性。伴随着生活和实践，桑植人对人的本性和自然现象用自己的语言和智慧进行直观而形象的大胆表达，从而具有原始粗野性特征，如桑植民歌对爱情的描述“大雨落来细雨淋，罗汉伸手摸观音。神仙都做风流事，何况我人间小后生”。
2.曲体多样独特性特征。桑植民歌曲体丰富而独特。有一句歌、两句歌、三句歌、四句歌、五句歌、六句歌、七句歌等。其歌体多呈奇数结构。如一句歌《太阳出来一点红》，就充分反映了桑植山高人稀，无人交流，人们在劳作中极度孤独的心理，于是便突然爆发一句“太阳出来哪衣门哟喂一点红口来”来抒发情感。在桑植民歌的三句体民歌中并未完成音乐的“起承转合”，但这并不影响音乐情感的抒发，通过固定曲调的反复宣泄，让人听了之后有一种没有中止的感觉。如三句歌《十月怀胎》：“怀胎呀正月呀正（心肝的肉肉儿喜儿奴的哥呵），奴家不知音罗，水上的浮萍（梭儿令咚，歌儿么姐哎呀吖哟衣）没啦根啦哪（哥儿呀衣哟）。”听了这一段，让人急欲想听第二段、第三段，不会使人产生厌烦感。例：
五句歌体不仅讲究音乐的“起承转合”，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结构，而且通过第五句，把人类抒发的感情补充发挥到极致，从而达到完美无缺的境界。如《马桑树儿搭灯台》：“马桑树儿搭灯台，写封书信与姐带，你一年不来我一年等，你两年不来我两年挨，钥匙不到锁不开。”前四句已完整交待事情，可最后一句则对前四句作了补充，构筑人与事、情与理的和谐美。桑植民歌多用奇数结构来反映音乐意象，从残缺或完美两个角度来诠释音乐个性。在中国民歌中，形成曲体多样而独特的显著特征。
3.旋律繁复多彩性特征。桑植民歌多用衬词、衬腔扩充声腔，通过在非常单调的歌腔中加入生动的衬词，大大扩充了歌词的内容，丰富了歌的旋律，使音乐生动、鲜明、形象，衬词、衬腔占民歌数的90%。如《花大姐》取消衬词，则为“姐儿坐在花果坪，身穿花衣花围裙，你早些来呀大姐舍。”而加上衬词后就为：“姐儿坐在（三个妹子儿）花果儿坪啦（两个妹子舍），身穿花衣（格呀格子格）花围裙哪（两个妹子儿舍），上是格，下是格，格子飞，多是扯，扯是溜呀子儿喂，你早些来呀大姐舍。”从而把歌者心中的音乐形象、内心世界和环境气氛表现得淋漓尽致。
4.演唱桑植民歌的特殊润腔方法。
桑植民歌中凡遇到同音重复和级进时，一定要用很弱的颤音，通过气息的控制使第二个音产生微弱的飘浮感，如《嘞嘿山歌》：
用气声演唱时声音冲出又突然收回，让嘴唇和舌根快速抖动，喉结上下轻微移动，形成一种特殊的气声演唱方法。如《翻天云》“有钻天入云之感”，跌宕起伏，产生了一种余韵绕梁之感。
5.文学的“赋、比、兴”手法运用得恰到好处。桑植民歌多采用“赋、比、兴”的手法生动形象地反映生活本质，从而充分体现桑植人民的聪明才智。如《冷水泡茶慢慢浓》：“韭菜开花细茸茸，有心恋郎不怕穷，只要二人情意好，冷水泡茶慢慢浓。”此民歌用“韭菜开花细茸茸”这一现象起兴，用“冷水泡茶慢慢浓”作结，深刻地阐述了爱情由浅入深的过程，含丰富的人生哲理。
6.红色革命民歌的宣传鼓动性特征。桑植民歌记录了本土先民繁衍生息的生活全过程。千百年来，恶劣的自然环境养成了桑植人勤劳、勇敢、尚武的革命个性。为了保卫生命的和谐家园，从东汉相单程起义唱蛮歌大败东汉名将马援，到大革命时期，桑植民歌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生活。艰苦卓绝的革命环境孕育了桑植革命群众视苦为乐的情怀，他们用一首首民歌反映当时的生活，激励人们的斗志，从而产生了《马桑树儿搭灯台》、《门口挂盏灯》等一批经典革命民歌，“扩红一千，只要一天；扩红一万，只要一转”，其宣传鼓动性十分明显。
7.桑植民歌的节奏特殊性。桑植民歌经常出现垛垛儿句，如《十打》（见桑植民歌范例）、《给我买把包边扇子来》，节奏由2/4转到7/8，这在中国民歌中极为少见。垛垛儿句的出现，使桑植民歌节奏过渡得十分自然，音乐的强弱节奏变得张弛有度，从而把感情渲染到了极点。
8.随意的群众自娱性特征。桑植地处“九山半水半分田”和“十年九灾”的恶劣自然环境，人们在繁重的劳作中，对所处的环境、事情随时随地用长歌当哭的形式来宣泄自己的内在情感，久而久之，伴随着劳动和民俗活动的传播交流，养成“无地不歌、无时不歌、无人不歌”的风俗习惯，具有随意的群众自娱性特征。
9.音乐独创性特征。桑植民歌在吸收外来歌种的基础上，加以新的营养成分，形成一种新的歌种——穿歌，如《好汉难打脱身拳》。
10.本土方言音乐化特征。桑植属于西南官话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桑植人独特的语音声调，桑植人把方言的声调和民歌的声腔完美地融合起来，具有鲜明的本土方言音乐化特征，如《嘀咯儿调》。
11.特殊的律动性特征。桑植民间打击乐非常丰富，桑植人善于从民间丰富的打击乐中吸取营养，并直接融入桑植民歌的演唱中，形成一种新颖的歌体，使歌曲音乐节奏产生一种特殊的律动性。如《一个雀子儿一个头》的节奏即直接来自围鼓的节奏：光光才|光才|才才才光卜其卜|光—||。
桑植民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是桑植人民在社会历史过程中用歌的方式对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结。千百年来，桑植民歌在教育和陶冶人的思想、情操、品格，提升人们的整体素质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可以说桑植民歌是桑植人安身立命之本，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
1.社会文化价值。桑植民歌是湘西北边陲封闭半封闭生存状态中长期孕育发展的文化产物。至今保留了较多的反映原始宗教（如傩腔、薅草锣鼓）的歌谣，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为复杂的文化之一”。桑植民歌的三句体歌词结构为研究中华民族的民歌多样性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范例。桑植民歌中存在大量的三句体歌词结构，其在中华民族民歌中的地位，可谓独树一帜。三句体歌词结构体现了桑植人崇“三（三生万物）”的朴素哲学思想。千百年来，桑植人把天、地、人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讲究天有三义（主宰之天、有形之天、义理之天）、地有三形（有象、有效、有度）、人有三急（屎、尿、屁），把“三位一体”作为最高追求。桑植人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构筑了“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留中”的和谐精神，其和谐精神渗入到人与自然、人与事、民族与民族的各个方面。在桑植民歌中，其三句体歌词善于表达歌者的内在情感，乐感和谐，使人进入一种“咀之不尽，挹之无穷”的意境。
2.艺术价值。桑植民歌是中华民族音乐艺术的瑰宝。它有小调、礼仪歌、傩腔等，涵盖了传统民歌的所有曲种。曲式结构严谨，曲体多样，有一句、二句、三句、四句、五句、六句、七句体，是其他民歌所无法比拟的。桑植民歌衬词的完美运用在刻画音乐形象、揭示歌唱者的内心世界、烘托气氛等方面展现了无穷的魅力。外来音乐又从内容和旋律上丰富与充实了桑植民歌，增添了桑植民歌无穷的魅力。特别是桑植民歌的创作方法，被许多曲作家所推崇，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成为他们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桑植民歌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桑植人在继承和传唱桑植民歌的基础上，又巧妙地将它与宗教信仰、音乐舞蹈结合起来，产生了傩戏、土地戏、花灯戏、柳子戏、目连戏等多个剧种，从而使桑植民歌的文化价值得到很好的保留。
3.科学价值。桑植民歌讲究特殊的润腔方法。桑植民歌凡遇到同音重复和级进时，运用气息的抖动，使第二个音产生微弱的飘浮感，如《嘞嘿山歌》。当演唱高腔山歌时，声音冲出后又突然收回，让嘴唇、下颚快速抖动，喉结上下轻微移动，如《高山砍柴不用刀》。这些特殊的润腔方法，极大地丰富了桑植民歌的演唱理论，为声乐演唱提供了独特的范例。
2006年，桑植民歌被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桑植县人民政府为该项目的保护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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