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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渔歌

    洞庭渔歌是一种源于古代原始图腾、具有亦歌亦舞表演特征的水泽文化现象。主要分布在湘北洞庭湖水域，集中分布在今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洞庭乡、五里乡、北港乡、郭镇乡、梅溪乡一带，而以洞庭乡的流传更为普遍和具有代表性。

    洞庭湖系湘、资、沅、澧四水排筏、捕鱼的汇聚地，故汇集了各种不同风格的排筏、船工号子和民间小调，既有共性，又有不同地方的差异性。洞庭渔歌吸收了各地的音乐精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在湖区广泛流传。

    在漫长的岁月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同时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由于自然条件的优越和经济发达，这里逐渐形成了政治文化中心。千百年来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人民，向有尚文爱唱的传统，在民族文化的历史上，留下了数不尽的吟咏洞庭的不朽诗篇和“湘妃幽怨”、“柳毅传书”等许多美好的神话与传说，也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文化遗产。宋代文学家范仲淹的名作《岳阳楼记》中就有“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的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到，洞庭湖区民间音乐北宋之际就已达到极盛状态。此外，从一些民间传说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古代渔歌跃动的脉搏。

    战国时期，楚国大夫屈原放逐洞庭湖区，在此度过了他生命最后的流徙生活。放逐生活使屈原有机会接触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苦人民，自然也包括与水共存的渔民群体。屈原的诗歌创作至此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他的众多诗篇以水为载体，反映了个体的悲愤、劳苦大众的生活以及忧国忧民的情怀。屈原的诗歌开创了诗与歌相结合的表现形式，如：

    采兰秀兮于山间，

    石磊磊兮葛蔓蔓。

    ——《九歌•山鬼》

    孔盖兮翠旌，

    登九天兮抚彗星。

    竦长剑兮拥幼艾，

    荪独宜兮为民正。

    ——《九歌•少司命》

    “兮”的运用，相当于今之“啊”，加强了吟诵的语气，更便于吟唱。传说屈原投江自沉后，洞庭湖区渔民汇聚于湖面，撑船打捞诗人的尸体，并传唱这些通俗易懂的歌谣，以至于形成了如今盛极不衰的龙舟竞渡盛事。这一时期乃至上溯到更远，应视为洞庭渔歌的起源阶段。

    秦朝统一中国后，先秦古诗继续保留了吟与歌的风骨，如：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先秦古诗《孺子歌》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

    江之水矣，不可方思。

    ——《诗经•周南•汉广》

    这种亦诗亦歌的风格一直延续至三国，并在三国时期有所发展。这一时期我们不得不提及的人物是蜀相诸葛亮。诸葛亮生于中原之地的南阳，是濮文化的典型代表人物。刘备三顾茅庐时，所遇见的诸葛亮的朋友均是相貌清奇、“作歌而来”的人物，可见“作歌”当时已在朝野蔚然成风。但诸葛亮对渔歌的贡献主要在于：当他接掌蜀军军师之后，为了稳固后方，教化民众，遂将一些道德观念融入地方民歌，教民众传唱，这种传唱的形式自然而然地渗透到渔民的日常生活中，并在另外的意义上推动了渔歌的发展。三国时期，战争纷起，大批逃避战祸的农民从江西迁徙到洞庭湖区，其中一部分被归入了渔民的行列，成为吴、蜀两国庞大水军的主要兵源。再加上荆州本属东吴，刘备、关羽、张飞、赵子龙都是北方人，无疑使荆州之域又成了多种文化的汇聚地，洞庭渔歌在这一时期获得巨大发展是可以想象的。

    隋唐之际，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洞庭渔歌进入稳定发展的时期。伴随着水运的兴起，排筏和船运在当时已经相当发达，“靠水吃水”的民众逐渐形成一个稳定的群体。这一时期对洞庭渔歌有卓越贡献的是诗人杜甫。唐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后，杜甫从长安漂泊至四川，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帐下当了一名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的小官，故后人称其为“杜工部”。大历三年（768），诗人沿江而下，在洞庭湖一带漂泊，写下了著名的《登岳阳楼》诗：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杜甫的贡献在于他在接触底层渔民的生活后，诗风立变，反映底层劳苦大众疾苦的诗篇占了很大比重，为后期渔歌的发展提供了开阔的思路和充足的养分。

    宋庆历四年（1044）春，与杜甫同为河南人的滕子京被贬谪至巴陵郡，于次年大规模重建岳阳楼，并约其好友范仲淹为其作记。其时范仲淹并未来过岳阳楼，甚至连洞庭湖也仅是听友人说起过，但他在千古名文《岳阳楼记》中却描绘了“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的盛大场面，说明洞庭渔歌在当时已经影响巨大，成为本地区文化活动的巅峰盛事。

    南宋时，洞庭渔歌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常德人钟相、杨幺于建炎四年（1130）春聚众起义，滨湖各县渔民群起响应，达到60万人的浩大声势。义军中坚以水军为主，水军则以熟识水性的渔民船工为主，在洞庭湖水域与官军拒战近20年之久。为约束部众，义军军师屈原公制定了《二十守律》，令全军传唱，一体遵从。在这一时期，渔歌被首度融入军事斗争，成为义军战守的“暗号”和“消息树”，并对当时渔歌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元时，渔歌逐步融入说唱话本，进入茶社瓦肆并吸收了舞蹈的表演形式。同时演唱的内容也更加庞杂，现编现唱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明清之际，“文字狱”不断，一部分愤世嫉俗的渔歌演唱内容被官府禁绝，洞庭渔歌逐渐由繁盛走向消亡。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渔歌创作者生硬地在渔歌中加入政治主题，致令渔歌的艺术水准大为下降，影响区域缩小，传承空间日渐狭窄。

    1978年10月，岳阳市文化部门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在君山附近湖面组织了一次“洞庭渔歌会”，150多条渔船、1000余渔民赶来参加，演唱了18种形式的41首渔歌。全国各地不少文艺团体及宣传、新闻单位参与盛会，在国内引起较大反响。

洞庭渔歌属汉语系范畴，历史上曾与民歌、山歌互为影响，形成了渔歌独特的演唱风格。岳阳楼区北连长江、西靠洞庭湖，经济发展与渔业有着密切的关系，湖区渔民与渔歌有一种特殊的依存关系。这些渔民终生是扁舟一叶四海漂流，过着日守孤舟、夜宿河坡的凄苦生活。在辛苦劳作之余，他们没有别的消遣，只有“唱歌不要本，只要舌头滚几滚”。每逢夜泊或织网时，为消除疲劳，蹲在船头哼几支渔歌，借以抒发内心的愁苦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逢年节，他们也会将船聚在一起，搭上几块船板，将他们平时所唱的小调、地花鼓歌舞一番。久而久之，便逐步形成了“水泽文化”——渔歌的演唱形式和独特风格。

    历代南来北往的游客、商人、船工、民间艺人络绎不绝，为洞庭湖的民间音乐带来了丰富的养料。洞庭湖一带的渔民常常在枯水季节驾盐船上四川，下南京，受到了文化极为发达的巴蜀、苏杭音乐的熏染，使这些地方的音乐精华随着长江干支流源源流入洞庭湖区。渔歌曲调流畅、婉转，体现出浓郁的地方风情，且节奏鲜明，曲调丰富、辽阔，在湖区广为流传。一般由领歌人起首，

    一唱众和，有对唱、独唱、合唱等。洞庭渔歌代表作主要有《湖风吹老少年郎》、《养女莫嫁雷公塘》、《养女莫嫁驾船郎》、《河水哪有我眼泪多》、《十二月渔民苦》、《我撒网子妻荡桨》、《阳雀子唤醒打鱼人》、《送郎一条花手巾》、《赶郎不到是冤家》、《篙子一响船要开》、

《情姐下河洗茼蒿》、《郎想姐来口难开》、《蓑衣歌》、《情姐爱的打鱼郎》、《吃茶歌》、《驾船的大哥瞧见了》、《何不朝拜我打鱼郎》、《双脚站船头》、《水路歌》、《好多码头下河来》、《昨日打歌我冇来》、《三根丝线两根白》、《盘渔歌》、《洞庭仙》等。

    从演唱内容上划分，洞庭渔歌主要有以下类型：

    劳动类渔歌：

这类渔歌立足于反映渔民的劳动场景，多在劳动现场演唱，一般节奏比较强烈，适宜于合唱或齐唱的环境。如《绞锚号子》、《赶鱼号子》、《拖船调》等。

    生活类渔歌：

    这类渔歌以渔民的生存环境为背景，倾诉渔民对生存状况的不满，抒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演唱形式多样。这类渔歌数量较多，其代表作有《湖风吹老少年郎》、《养女莫嫁雷公塘》、《养女莫嫁驾船郎》、《河水哪有我眼泪多》、《十二月渔民苦》、《我撒网子妻荡桨》、《阳雀子唤醒打鱼人》、《三根丝线两根白》、《拉网调》等。

    爱情类渔歌：

    即渔歌中的情歌，数量较多，演唱形式多样。其代表作有《送郎一条花手巾》、《赶郎不到是冤家》、《篙子一响船要开》、《情姐下河洗茼蒿》、《郎想姐来口难开》、《蓑衣歌》、《一唱渔歌二找郎》、《情妹爱的打鱼郎》、《吃茶歌》、《昨日打歌我冇来》、《驾船大哥瞧见了》、《何不朝拜我打渔郎》等。

    送别类渔歌：

    这类渔歌多在渔船出远门时演唱，既有渔姑对情郎的关切，也有父母对儿崽的叮嘱，还有朋友间的互相祝福。如《好多码头下河来》、《水路歌》、《双脚站船头》、《篙子一响船要行》等。

    祈祷类渔歌：

    由于独特的生存环境，这类渔歌主要体现了对自然和神的敬畏，祈祷平安、安康。如《洞庭仙》、《雷公打到雷公塘》、《跟着八仙过河去》、《九拜水神》等。

    洞庭渔歌是本地区民间音乐中较有特色的一部分。从音律上说主要有以下特点：

    1.渔歌为数浩繁，旋律丰富多彩，节奏一般比较自由，节拍交替使用。一般采用5/8、4/8、3/8三种节拍穿插进行的曲调，使节奏自由，词曲结合，一般是一字对一音，八分音符的连续使用较多。同时，每个乐句里还带有二至三个不长的拖音，突出了凄怆与哭诉的语气，把渔民真实的生存状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2.渔歌的结构一般比较短小，艺术形象比较集中、单一，表现方法也比较直接、朴实。

    3.常用“领”、“和”交替出现的演唱形式，齐唱类似劳动号子的“和腔”，旋律进行在低音区且下行，与打高腔带拖音的领唱部分有机结合起来，在音调上造成一呼一应的态势，给人以波澜壮阔的力量之感。

    4.高腔、平腔、哼腔变换使用，节奏极为自由而富于变化，曲调优美、柔和，节奏规整，较少使用大跳音程，旋律性起伏比较频繁，多用假嗓，每个乐句里都带有较长的拖音，换气时需作音乐上的自由延长。

    5.调式转换多，产生的调式色彩变化比较大，新颖、流畅、上口，旋律优美。

    从渔歌的产生、繁衍、发展的全过程来看，由于来源于渔民的真实生活，演唱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风格特别，曲式结构完整，洞庭渔歌又具有原生性、即兴性、地域性特征。

    原生性。渔歌演唱是一种自发的文化行为，渔民在生产生活中，愿望需要表达，情绪需要释放，渔歌便应运而生。渔歌缘于渔民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反映了渔民的心声，体现出与舞台艺术截然不同的风格。同时渔歌演唱对场地、道具、服饰无特别的要求，简单到只要一张口便可以演唱，原生性明显。

    即兴性。渔歌随时随地都可演唱，无时间、空间上的特殊要求。渔歌往往以现编现唱的方式出现，取材灵活，反应快捷，近乎“信天游”，信口道来，贴近现实，即兴性明显。

    地域性。洞庭渔歌长期流行于洞庭湖区，既体现出草根性，又体现出封闭性，有别于其他渔歌，更有别于海上渔歌。洞庭渔歌以地方方言演唱，方言中凸显出鲜明的地方语言特色。同时从唱词中也可看出渔民的信仰充满了浓厚的地域色彩，如柳毅、杨泗将军、湘君、吕洞宾、何仙姑等。

    晚清之际，列强入侵，山河破碎，民间文化也同样招致厄运，至新中国建立前夕，洞庭渔歌已大部分流散。由于历史的偏见，民族民间音乐一直受到不公正待遇，被斥之为“山趣野话”而不能登大雅之堂。即使在新中国建立后，也因“左”的思想干扰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洞庭渔歌正在逐渐丧失其生存的土壤。商品经济时代，人们的艺术审美情趣发生重大转变，加上文化艺术多元化的发展，渔歌的生存空间更为狭窄。随着城市扩张和围湖造田，湖区渔民逐渐上岸从事其他行业，渔民数量锐减。加之民间老艺人相继过世，使渔歌后继乏人，传唱者寥寥无几。代表性的传承人有：

    刘世军，男，汉族，1935年出生，洞庭乡捕捞村人。刘家为世代土著人。刘世军曾入私塾7年，写得一手好字，至今逢年过节、婚丧寿禧仍在为乡人书写对联，人缘极好。刘世军自幼博闻强记，出口成章，风趣幽默，是远近闻名的现编现唱的渔歌高手。1978年10月曾参加由市、区文化部门举办的“洞庭渔歌会”，同时也参加了1984年的洞庭渔歌搜集整理工作。刘世军祖上曾为衙役，开缺后以演唱渔歌为生，至今共传15代。刘世军育有两子一女，其中一子一女从商，长子刘传富虽也能哼几句渔歌，但资质太差，传承乏人。现刘世军因患脑溢血偏瘫在家。

    向梅，女，汉族，1939年出生，洞庭乡捕捞村人。祖上姓顾，湘西人，排翻后在此落户。顾家演唱技艺高超，在渔歌中融入了湘西山歌的唱腔，特别擅长高腔。传承至12代，父亲顾念武膝下无子，遂将渔歌技艺传给女儿向梅。向梅1978年10月曾参加由市、区文化部门举办的“洞庭渔歌会”，因其音高柔美而担任领唱。向梅之子陈传忠现为一家小型建筑公司经理，对传习渔歌缺乏兴趣。

    郭先成，男，汉族，1936年出生，洞庭乡捕捞村人，其祖籍江西，第二次“江西填湖广”时迁居岳阳。郭家祖上世习武术，先祖郭桐在与土著斗殴中伤残，后改习渔歌，师从本村土著渔歌艺人刘云龙，至郭先成已传至第九代。郭先成“文革”中曾因唱渔歌受到批斗，子侄4人均与渔歌无缘。1978年10月应邀参加“洞庭渔歌会”，以患病为由拒绝。现年至古稀，对挖掘整理渔歌较为热心，但年事已高，记忆力减退，许多唱词再也无法回忆完整。

    洞庭渔歌为数浩繁，旋律音乐丰富多彩，表现形式质朴自由，对洞庭湖区渔民部族的发祥、渔民迁徙、生产生活、风俗禁忌及原始质朴的自然观、道德观等，都作了宝贵而翔实的记述。基于此，洞庭渔歌是一部渴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祈愿诗，是一部天人合一、人神合一的畅想曲，是一部丰富的巴陵土语辞典，更是一部湖区渔民生产生活的百科全书。洞庭渔歌以独特、鲜活的文化形式，凸显出珍贵的传承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价值。洞庭渔歌自古至今，能够搜集整理的篇目有上千首之多，对洞庭湖区的人文社会影响深远，从渔民部族的起源、迁徙、祭祀到生儿育女、生产生活，几乎是无所不包，无所不涉，被专家学者们誉为研究洞庭湖区历史变迁和不同时期渔民生存状态的“活化石”，具有独特的历史研究价值。

    2.文学价值。洞庭渔歌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水泽文化的根基，洞庭渔歌的演唱语言巴陵土语是一种特色鲜明的语言，属汉语系范畴。目前洞庭湖周边使用巴陵土语或与巴陵土语相近语言的人口已达2000多万人，如岳阳、临湘、常德、华容及湖北的公安、石首等。洞庭渔歌结构精巧，多采用比、兴的创作手法，通俗明白，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同时唱词中常以“我”切入，更显得真实、质朴、自然。大量衬词的运用，弥补了唱词的不规整，使演唱活泼、自由、无拘无束，自由挥洒的空间较大。

    3.艺术价值。洞庭渔歌历史上曾与民歌、山歌等互为影响，并逐步形成自身独特的演唱风格。至后期吸收地方花鼓戏、巴陵戏的舞蹈形式后，更是呈现出亦歌亦舞的表演功能。特别是对“夜歌”的影响尤为重大，至今流传在洞庭湖区的“唱夜歌”方式基本保留了原始渔歌的诸多特征。渔歌的取材大多来源于现实生活，现编现唱，不落俗套，拓展了渔歌的繁衍空间。同时渔歌曲调优美柔和，调式转换多，十分贴近渔民的生活方式，如哼腔适宜于自唱自赏的环境，平腔多在近距离对唱中使用，高腔激越亢扬，最适合较远距离的“渔歌互答”。洞庭渔歌的艺术价值正在逐步为人们所认同，并逐步融入现代通俗、民族唱法的表现形式。

    4.民俗价值。渔民是典型的水上漂流部族，在独特的环境中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在宗教信仰上，受原始道教的影响较大，渔民大都具有崇拜自然、神祇、祖先的原始色彩。崇拜自然如敬畏雷公、风婆、水母等；崇拜神祇大多与水有关，如吕洞宾、何仙姑等著名“八仙”，再如柳毅被渔民尊为水仙，观音菩萨被渔民敬称为“慈航道人”；崇拜祖先即敬畏杨泗将军（南宋农民起义军领袖杨幺），杨泗将军在渔民心目中既是先祖，也是本地区最负盛名的土著水神。同时渔民的生活习俗也与农人不同，农人关注于时令，渔民则偏重于天候，目前渐成规模的“龙舟竞渡”就是从渔民的祭祀仪式发展而来。

    5.道德价值。独特的生活方式形成了湖区渔民独特的自然观和道德观，进而产生出较强的约束力，对群体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取向影响深刻。渔民的道德观念总的来说是敬畏自然，崇尚善良，但善良中也不缺失冒险和反抗的精神，这种价值取向可以从杨幺率渔民起义的事例中得到印证。简言之，道德价值观孕育了渔民部族崇祖孝亲的传统美德，而自然崇拜则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和风尚。

    2006年，洞庭渔歌被确定为湖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岳阳市岳阳楼区文体局为该项目的保护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