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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陵戏

    巴陵戏，原称“巴湘戏”，因艺人多出自巴陵、湘阴和临湘而得名。又因它形成和主要活动的地区是岳阳（旧岳州府），民间称为“岳州班”。1953年始定名为“巴陵戏”，为湖南省地方大戏剧种。流行于湖南省岳阳市辖各县区、湖北省通城县、江西省修水县等地。

    岳阳市位于湖南省东北部，

    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文化积淀深厚，自晋代以来，即为历代县、郡、州、府所在地，是湘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岳阳乃湘北门户，鱼米之乡，物产丰饶，绾毂南北，贯通东西，水陆交通便利，为地方戏曲的形成、发展、流行，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有史可考，自东周以来，文化艺术活动就十分繁盛，元杂剧时期就已有杂剧的创作和演出。但巴陵戏的历史只能从明末算起。

    明末，巴陵人杨翔凤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在《自牧园集》中有《岳阳楼观马元戎家乐》一诗云：“岳阳城下锦如簇，历落风尘破聋瞽。秦筑楚语越箜篌，种种伤心何足数。” 史载马元戎系明末左良玉的部属，镇守岳州多年。这首诗表明其家乐随军活动，即用楚语演唱种种伤心事。另据巴陵戏历代艺人传说，明代末年，岳阳曾有洪胜班，该班生角大王洪玉良是巴陵戏的始祖。

    明万历年间，昆山腔风靡全国后，岳阳也有了昆腔演唱活动。据清代嘉庆、道光年间人杨懋建在《梦华琐簿》中载述：“（道光十八年）夏，余到岳阳，小住十八日，得识徐三稚青（庶咸），佳士也……复工度曲，与余交莫逆。”周贻白《戏剧论文选》第381页注释：“至于徐三稚青居岳阳而‘工度曲’，是岳阳亦有昆曲之证。”直到今天，巴陵戏还存有纯用昆腔演唱的传统剧目《天官赐福》、《打三星》等，而且有大量的昆腔曲牌用于舞台演出之中。

    清乾隆年间，我国戏曲出现了诸腔杂陈现象。据《中国戏曲通史》（主编张庚、郭汉城）载述：乾隆时，由于地方戏之随着商业活动流布，有“很多大工业城市便往往成为各种声腔的汇集点，出现了昆腔、乱弹诸腔并奏，彼此竞争的局面……成都、长沙、岳州等大、中城市也是如此”。巴陵戏现有［罗罗腔］、［银纽丝］、［劈破玉］、［倒扳桨］及丝弦小调等散存于20多个剧目中，多系一剧一腔；此外，《杨妃醉酒》一剧中却有［昆腔］、［渭腔］、［西宫词］等几种腔调。这种现象，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自清乾、嘉以降，各剧种的交流，促使岳阳当地剧种得以博采众长，迅速发展起来。

    巴陵戏的弹腔，分南、北路，受徽剧和襄阳腔的影响而形成。清道光二年（1822）刊行的《汉口丛谈》载：李翠官幼习时曲于岳郡，居楚玉部，名噪湖之南者数年，赴汉口后，与荣庆部艺人同台演出。每妆饰登台，观众咸啧啧称赏。周贻白认为：“李翠官所歌时曲《杨妃醉酒》，当已为四平调。”（周贻白《戏剧论文选》第468页）稍后，人和班艺人高秀芝赴汉口演出时，叶调元作《汉皋竹枝词》称赞：“曲中反调最凄凉，急是西皮缓二黄。”所以周贻白在《谈汉剧》一文中说：“汉剧与岳阳戏发生交流，早在初有二黄之际。”（周贻白《戏剧论文选》第464页）足见巴陵戏弹腔形成的时间较早，以后伴随剧目、表演艺术的日益丰富，逐渐成为一个以弹腔为主的多声腔剧种。

    巴陵戏经历了明末清初的形成期，清代中、末叶的发展、兴盛期，民国中、后期的衰落期。1949年以后，经过抢救，再次复兴， 1966—1976年期间，历经劫难，仅存一个专业剧团——岳阳市巴陵戏剧团。1979年以来，省、市人民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岳阳巴陵戏大力扶植，1992年，岳阳市巴陵戏剧团被文化部誉为“天下第一团”。目前，剧团自力更生新招的一批小演员正在培训中，剧团必将迎来繁花似锦的春天。

    巴陵戏以弹腔为主，兼唱昆腔、杂腔、小调，中州韵、湖广音结合湘北方言为其舞台语言。表演粗犷朴实，雅俗共赏。剧目以反映历代政治、军事斗争题材为主，是湘东北地区地方戏曲的代表。

    巴陵戏传统剧目比较丰富，据岳阳市巴陵戏剧团统计，共423个。习惯分整本、半本、折子、小戏4类，以半本戏居多。整本戏系指有完整的故事，演出时间在4小时以上，计有《苏艳庄》、《钟无盐》、《伍子胥》、《闹花灯》、《二度梅》等。如《伍子胥》就可演两天半时间。三国、水浒戏则有串演数月的。半本戏指有完整故事，演出时间为2～4小时，经常上演的有《烧棉山》、《清河桥》、《上天台》、《淮河营》、《凤仪亭》、《收姜维》、《审刺客》等。折子戏则为原有的整本或半本戏中保留下来的散折，如《幽闺记》中的《抢伞》，《麒麟阁》中的《打擂》、《见姑》，《西厢记》中的《跳墙•围棋》，《烂柯山》中的《夜梦冠带》，《红梅记》中的《打花鼓》等，虽无完整故事，但表演细腻，艺术性强，多为生、旦、丑行重工戏。还有反映民间生活的小戏，如《皮庆滚灯》、《打灶分家》、《万病一针》、《胡文叫差》等。按声腔分，有昆腔戏2个，南路戏88个，北路戏231个，南北路混唱的戏76个，小调戏16个，安庆调戏4个，七句半戏5个。

    传统剧目内容多与历史演义和话本大同小异。一部分剧目系移植，如《打更》、《打面缸》、《打王英》、《打金冠》等多源于徽剧的老“十打”戏。一部分剧目系自编，如熊集凤的《三国演义》，丁爱田的《岳飞传》、《粉妆楼》，龙普喜的《化血刀》等及牵桥串演的大部分连台本戏。这些戏多继承了“说话”、“讲史”的传统，又长期植根于民间，因而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农民和城市贫民的生活，如《打杠子》中的村妇，《打灶分家》中的李三春等，塑造了鲜明的劳动妇女形象。

    在巴陵戏历史上，有编、演不同时代现实生活内容剧目的传统，清代中叶，曾因演出《顺治门》，班社遭到查禁。清朝末年，又演出了揭露清统治者腐败昏庸的《失徽州》，影响颇大。抗日战争时期，岳舞台抗敌化装宣传队，编演了唤起民众抗日救亡的《亡国恨》、《雨花台》、《桃花江》等剧目。1949年后，编演新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移植演出了《白毛女》、《三里湾》等50多个剧目，创作演出了《胡马啸》、《弃花翎》、《血沃秦川》、《清明》、《圆满之梦》等30多个剧目。

    巴陵戏的音乐，分声腔和伴奏音乐两部分。声腔又分昆腔、弹腔和杂腔小调。

    昆腔分为“套曲”、“正、青合套”和“散牌子”三类。昆腔剧目仅存两个，多数曲牌已逐渐成为唢呐吹奏曲牌。现存套曲有“九腔”一堂、“粉蝶一堂”等，“正、青合套”为世人习惯称呼。一些曲牌分为独立的两部分，前部分为正曲叫正板、三眼板；后部分为副曲，叫青板、一眼板，常连接吹奏，先正后青，也可单独使用。一正一青的曲牌有《风入松》、《一江风》。

    弹腔分南、北路，又各有其反调，叫“反南路”与“反北路”。同时还有一种特殊的唱腔形式“西二黄”，即唱腔是南路，胡琴把位用北路指法，其过门能巧妙地将南北路融合一体，也就是南唱北拉，因而风味特别。还有一种南拉北唱的形式。弹腔具有较完整的各种板式，以板式变化来表现人物的各种情绪。各种板式都有其固的定过门衔接唱腔。

    杂腔小调生动活泼、节奏明快，多见于丑角和跷子戏中，如《打花鼓》、《亲家母进城》、《滚灯》等。

    伴奏音乐包括唢呐牌子、丝弦牌子和锣鼓经等。弹腔的伴奏，习称“九根弦”，即胡琴、月琴（用4根弦弹双音）和小三弦，还有唢呐、笛子、长杆子。月琴有“满天飞”的伴奏特技。过场曲牌分唢呐和丝弦两种牌子，多无唱词，为配合剧情和人物感情而用。打击乐的主要乐器有：板鼓、课子、堂鼓、大锣、小钞、云锣、马锣等。有一套完整的锣鼓经，它可分为衔接唱腔和配合身段两大类，成为唱、做、念、打等表演程式组成一体的纽带。

    巴陵戏的表演艺术，长于人物性格的刻画，以一套较为完美的传统表演程式作为表现生活的特殊手段，形成了既粗犷朴实，又细腻生动、雅俗共赏的风格。它分行比较细致严格，各行的戏路不同，表现风格各异，一般要求演员唱、做、念、打全面发展。自清末以来，尤以武戏著称于湘西、北。表演有“内八功”、“外八功”、“浮沉吞吐”等技巧。“内八功”是舞台表演情绪的总结归类，是演员刻画人物心理、表达人物情感的八种基本技巧。历代艺人很重视眼神配合“内八功”的使用。“外八功”是外部身形和道具扎扮，运用于人物的塑造。“内八功”和“外八功”的运用配合默契，又靠“浮、沉、吞、吐”四法的掌握和调节。

    巴陵戏的武打历史悠久，与民间武术、杂技有深厚的渊源关系。历代艺人创造了不少绝技，如轻功、软杠、抛叉、抛椅、钻刀圈、翻桌、叠罗汉、顺风旗等，与剧情紧密配合运用，塑造人物形象，再现典型环境。如清代光绪年间的三花黄升福演《火烧翠云楼》，一个窜毛窜过离地四五尺高的凭空吊起的四个火圈，用于表现时迁在大火中飞身下楼，勇武矫健，极见功力。

    巴陵戏道白除常用的韵白、戏白外，也有京、苏、川、淮、晋、沔阳、通城等方言白口，用以表现人物不同的地域、身份和性格。道白素重口风、口劲的训练，因唇齿音多，常以“西厢小姐要酒钱”练口齿，别乡音。各行均有白口重工戏。

    巴陵戏的行当习称网子，清道光前称十顶网子，即一末、二净、三生、四旦、五丑、六外、七小、八贴、九夫、十杂。道光后发展成十五顶网子。分生、旦、净三大行。生行有老生、三生、靠把、小生、贴补；旦行有老旦、正旦、闺门、跷子、二小姐；净行有大花脸、二净、二目头、三花脸、四七郎。大部分行当，需文武不挡，唱做兼工。

    巴陵戏的舞台美术，在艺术手法上有其特有的手段。舞台美术含脸谱、服饰、砌末。常用脸谱近百个，专用脸谱40多个，如京剧的专诸勾“紫三块瓦”脸，巴陵戏勾“黑四块玉”；汉剧的马武勾“绿花脸”，巴陵戏勾“红花脸”，风格较为古朴。脸谱用色不仅表示人物的肤色，而且提示其品格个性。同样用的红色，因其构图有异，有的是夸张肤色，如关羽、高行周等；有的是表示忠义，如姜维、杨幺等。同样用的是黑色，有的是夸张肤色，如尉迟恭、薛刚等；有的是表现性格的刚直，如专诸、张飞等。当然，也有几种含义兼用的。虽图形较多，变化复杂，但其颜色、构图的依据不外是人物的肤色、形貌、品格、武艺和惯用的兵器等方面，还有人们对角色的善恶评价以及对其内心、外形特点的分析，将设色、构图统一起来，与其表演风格协调而自成一体。巴陵戏的服装，艺人相传，原系布质水袖，较短小。后妃等角色的专用戏服，上身有如宫装，袖大而无水袖，下身由大小不同的绺状绣花飘带叠成裙状，中页较宽，很是华美。清末民初，官办家班在武汉、上海等地购买新服装，引起了服饰的变异，沿袭至今。巴陵戏的砌末，虽与兄弟剧种有相似之处，分捡场、长把子、短把子三箱，但盔头箱因陋就简，有的道具就地取材，其装饰性很强，很有特色。如《举狮观图》中的石狮，利用太监帽或驸马套及蓬头做狮头，面具做狮面，纱帽翅做狮耳，小水桶做狮身，尘拂做狮尾，再裹以下鸾（靠腿），就构成一座形象十分夸张的石狮。又如《下河东》中的龙形，也是利用牙笏、排席衣（龙套服）、髯口等扎成。这些砌末，类似工艺品，与脸谱服饰、表演风格相当协调一致。巴陵戏以往演出场景的体现和转换，全靠台词和表演交代，特殊场景则以桌、椅、军帐等物代替，如山、石、城、楼等。清末之贴万班，开始使用软片，如城门城楼之类。民国年间，为适应连台本戏的演出，曾用过“飞人”、“鹊桥”、“空中彩龙”等机关布景。新中国成立后，剧团逐步增设舞台美术专业人员，演出条件逐步改善，服饰、道具不断革新，舞台美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

    巴陵戏的戏班组织，分江湖班、官班、案堂班、六人班及围鼓串堂五种。江湖班，由乡绅或艺人合股经营，工资分配采用包账（固定工资）和分账（按月计算分红）两种形式。人员由掌班（即起师、老板或代理人），内、外管班40人组成，行当齐全，设备较好，常年演出于城乡戏台，多演神戏、愿戏。官班，由官绅或官家子弟主办，类似“家乐”，演员系选聘江湖班中的著名艺人，工资固定，主要行当均配两人，行箱砌末齐全，旨在为官府商绅迎宾宴客，唱喜庆寿戏，有时也唱神庙愿戏。案堂班，多为艺人合伙，分账经营，所谓案堂，即以一个地方信奉的一个菩萨为一案，抬着菩萨游傩，唱神案戏为主；一班多不过20人，少则十一二人，故有“七紧八松九偷闲”之说，演员必须一专多能；演出场地简陋，几张方桌拼拢即可演出。这类班社多活动于湖南平江及湖北通城、江西修水等县的山区。六人班，俗称围鼓戏，由艺人组成，无正式班名，不要粉墨登台演出，只需一堂乐器，围鼓演唱，每人能兼奏文武场乐器，专为乡绅堂会服务，接送客人或开宴时为之吹奏。围鼓串堂，多为业余演唱形式，其成员以官绅子弟、小商小贩及手工业者居多，也有文人学士参与演唱，以一二人为首邀集，日间从业，夜间演唱。

    巴陵戏流行于湘北的岳阳、湘阴、汨罗、平江、临湘、华容，湖北通城、监利，江西修水、铜鼓等地。清代中末叶是巴陵戏的兴盛期，著名科班、班社有“巴湘十三块牌”、“巴湘十八班”的称谓，并曾到武汉、南昌、长沙、宜昌等城市演出。近代巴陵戏班“岳舞台”在湘西、鄂西南、赣西的38个县市，颇负盛名。

    周贻白《戏剧论文选》载：“巴陵戏与汉剧的交流，早在初有二黄之际。”“在清代末年，岳阳又有一个人和班，都是湖南人，曾在沙市、宜昌一带演唱。班主倪春美，唱工老生名贺四，其声调极为动人。汉剧名老生余洪元……最佩服贺四，私下辄仿其声调，后来余洪元克享大名，成为汉剧泰斗，走的便是贺四的路子。”《汉剧志》载：余洪元曾拜贺四为师学艺。

    清咸丰十年（1860），巴陵戏艺人戴胜凤带领楚南楚胜班往长沙演出。以后，与湘剧艺人长期交往，经常同庙演唱，各演半日，分居庙内东西科楼。民国初年，湘剧仁和班与巴陵戏宝华班同演于汨罗新市街的城隍庙。同时两班中艺人相互插班学艺。清光绪年间，湘剧艺人黄升福、方福秀，末出科即插巴陵戏升平庆科班学艺，并带来高腔《锄豆》一剧。抗日战争时期，岳舞台与湘剧福喜坤班于沅江的草尾等地同台演出《天宝图》、《斩三妖》、《鹿台恨》、《反五关》、《访白袍》、《打猎回书》等。艺人文笑十曾戏作一联曰：“湘班子，汉班子，班子合班子，多情的戏子；新难民，老难民，难民救难民，仗义的游民。”此即两剧种艺人休戚与共的写照。

    巴陵戏进入赣西后，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修水当地戏班经常有人到巴陵戏班学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修水艺人赵春普、金春锦等，在岳阳春台科班学戏而成名。后宁河戏名宿徐福生，拜师巴陵戏艺人单金林学靠把，所学《秦琼表功》一剧成其拿手好戏。今宁河戏的声腔、剧目和戏路，也与巴陵戏大同小异，因而两剧种演员常同台演出。

    巴陵戏在演出时除通用的一般道具外，另有个别戏中所需标志性和装饰性道具，须临时制扎。制扎以捡场人为主，三箱协作，经常制扎的有20多种。如又红又专头，用竹制玉带做头骨，牙笏两支做嘴巴，刑签缠红纸当舌头，红抓做龙髯，小额子做牙齿，马鞭做龙触须，挂九套子做龙角，黑罗帽两顶，帽坨周围贴金纸做龙眼，上覆红雪帽即成。若将布枕于牙笏间，龙嘴还可自由开合。还有千斤鼎、七星灯等。

    巴陵戏科班，班社始于何时，无确凿史料可考。艺人相传，明末清初岳阳有“洪胜班”，并推该班“生角大王”洪玉良为始祖。见诸史籍，有《汉口丛谈》记述的清代乾隆中叶岳州的“楚玉部”；《汉皋竹枝词》载嘉、道年间岳州的人和班。据艺人们回忆，确知科班、班社名称和学艺、从艺人员姓名的，以清代嘉庆年间岳阳人和班、汨罗大湾杨家“楚南楚胜班”和道光初年岳阳兴办的“九余科班”为最早。清代中末叶，是巴陵戏的兴盛期，著名班社、科班有“巴湘十八班”、“巴乡十三块牌”之称谓。自明末清初至1949年，艺人们能回忆出班名、艺人和活动地点、时间的班社、科班共有48个。

    巴陵戏传承，一为科班，一为跟师，也有业余爱好，瞟学成材半途出家的，无论何种途径，必须拜师、参师学艺，才能“乘行当”，即扮演所有传统剧目中该行当应工、兼工的全部角色。巴陵戏而今仅存一个剧团，故其传承谱系，就只能按其主要行当、知名艺人的师承关系来分代记叙了。

    第一代：洪玉良，老生，明代末年，洪胜班。

    第二代：李翠官（1751—？），旦，清乾、嘉年间，楚玉部。

    第三代：高秀芝，清乾、嘉间，旦，人和班。杨吉林（1827—？），清乾、嘉间，老生，楚南楚胜班。

    第四代：陈胜美，清道、咸间人，大花，楚南楚胜班。周玉龙，小生，秀才，清道、咸间人，人和班。李余意，小生，清道、咸间人，九余科班。熊斋公，司鼓，清道、咸间人，小春和班。

    第五代：贺四，老生，清咸、同间人，人和班。

    第六代：活跃在清同、光年间。代表人物有：熊同春，二净，小春和班。易尧和（约1853—？），老旦，小春和班。黄瑞清，旦，天胜班。

    第七代：活跃在清光绪年间。代表人物有：杨和凤（1868—？），小生，小春和班。马元泰（1867—？），老生，三元班。彭普贵（1871—？），小生，普天庆班。任班玉，三花，玉和班。熊永春，大花，永和班。周凤池，琴师，洪升泰班。刘欺发，司鼓，家传，瑞升平班。

    第八代：活跃在光绪末年至民国六年（1917）间。代表人物有：胡永发（1882—？），小学文化，大花，永和班。唐凤生（1880—？），小生，洪叶泰班。喻启明，靠把，瑞升平班。罗少秋，闺门，文华班。任一新，老生，十成班。芦树庆，生，潇湘班。吴会早，旦，宝华班。许生云，小生，永升平。王净生，二净，老三胜。

    第九代：活跃在1918—1938年间。代表人物有：易春生（1896—？），正旦，春台班。张太喜，大花，天泰班。姚国喜，正旦，国字班。姚德和，小生，贴万班。邓忠林（1907—？），三生，十成班。余仙桃（1893—？），老生，新舞台。皮汉林（1890—？），三生，湘舞台班。文笑十（1907—？），中学文化，三花，岳舞台班。胡应朋（1906—？），跷旦，六合公岳舞台班。

    第十代：活跃在1939—1959年间。代表人物有：丁艳香（1920—？），小学文化，正旦，岳舞台班。周岳狮，小学文化，大花，国庆班。吴小南，三花，凤舞台班。

    第十一代：大多出生在1943—1945年，活跃于1960—1980年间。均来自巴陵戏小演员训练班。代表人物有：陈英才，大花。赵远林，老生。盛希恒，三花。陶武钧，三生。袁冬保，小生。钟幼儒，小生。陈湘源，靠把。彭世猛，二目头。方小桃，司鼓。高小林，女，正旦。喻应香，女，跷旦。冯小云，女，跷旦。张国忠，女，闺门旦。杨继芳，女，闺门旦。涂文斌，女，三生。刘其生，小生。傅一如，大花。何建奇，生。傅秋元，女，老旦。陈波源，女，旦。何其坚，生。万立永，生。陈正生，小生。薛瑞兰，女，旦。余振清，女，旦。苏琴琴，女，旦。张胜利，女，旦。徐雪珍，女，老旦。

    毕业于湘专戏校的有：朱显栋，生。吴顺煌，武乐。赵蒿云，武乐。李自力，女，旦。刘茂林，琴师。黄忠信，生。黄忠义，生。

    湖北通城巴陵戏剧团的代表传承人有：何月志，大花。朱小兰，女，旦。魏辉春，生。钟清明，琴师。余福予，琴师。

    第十二代：约出生于1950—1956年间，文化程度：初中至高中，活动时间在1981—2005期间，属于岳阳巴陵戏剧团的主要传承人有：熊岳刚，三生。彭正社，小生。曹依燕，女，旦。

    谭容娟，女，老旦。杨露辉，女，旦。杨慧，女，旦。余志湘，女，旦。司马红，女，旦。陈湘华，女，旦。丁红萍，女，旦。刘燕辉，靠把。程万里，小生。彭贡军，生。胡学军，三花。余青云，三花。吴三元，大花。谭爱湘，女，琵琶。詹才顶，琴师。

    由湖南省艺术学校巴陵戏科毕业的，生于1967—1970年的代表传承人有：甘学红，大花。喻存远，大花。方利，司鼓。陈新，靠把。黄文革，生。宋卫东，三生。黎成，小生。李政红，女，闺门旦。李源，女，正旦。邹青，女，跷旦。黄小宝，武生。刘忠，三花。张岳生，生。

    还有通过各种不同途径来巴陵戏剧团的传承人代表：宫平，女，旦。李玲，女，花旦。张岳生，生。羿四郎，三花。何艺光，小生。周志林，大花。

    巴陵戏自明末清初形成以来，至今已有近400年历史。经过了3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如下一些特征：

    （1）伴随民俗活动的产生和发展而形成的对民间习俗的依存性。

    （2）在早期的祭祀和民间婚寿喜庆活动中，形成了根据活动需要的一批特定剧目和祭祀形式，参与礼俗活动的规范性。

    （3）剧目取材，既有反映历代政治、军事事件的历史故事剧，也有反映百姓日常生活的小戏，还有艺人、文士创作的针砭时弊的时装戏，演唱题材具有多元性。

    （4）共有各类剧目670余出（折），具有传统剧目的丰富性。

    （5）既继承了昆曲声腔的细腻，又发扬了皮黄腔的粗犷；既有对杂腔小调的广泛吸收，又有对高腔艺术的引进，因而具有声腔的多源性。

    （6）运用地方语言演唱，吸收民间艺术、武术杂技表演，既引起了声腔艺术的变化、发展，又丰富了表演艺术程式，为当地群众喜闻乐见，因而形成了声腔和表演艺术强烈的地域性。

    （7）表演注重“内八功、外八功”的锻炼修养，形成了严谨、规范的表演程式，同时积极吸收民间艺术如杂技、武术的精髓，更有历代艺人创造了不少特技绝艺如阴阳脸、冲冠发等用于塑造人物，形成了表演艺术细腻生动、粗犷质朴的共存性与独创性。

    （8）在剧目、声腔、表演中，既保留了一批独有剧目和共有剧目中的一些独特处理方式，也保留了一些独存的声腔和早期传入的原始声腔，还保留了一些独特的表演程式，因此，形成了剧目、声腔、表演的稀有性。

    （9）既有官班、江湖班的城镇演出，也有案堂班专为乡村酬神的演出，又有六人班的堂会演唱，还有围鼓堂的围鼓坐唱，因此，具有组织形式的多样性和演出形式的灵活性。

    具有以上特征的巴陵戏，其价值主要有：

    1. 学术价值。

    由于巴陵戏形成、发展、流行于湘东北地区，深深地植根于岳阳民间，因此，巴陵戏的舞台语言、剧目、声腔、音乐、表演，乃至演出场所和演出习俗，都承载着大量的岳阳历史文化信息，是研究岳阳历史文化和民风民俗的“活化石”。

    2.文化价值。

    巴陵戏保存的丰富的传统剧目、声腔、音乐和表演艺术，是研究中国戏曲流变、地方剧种成形与发展的宝贵资料。发掘、抢救和保护巴陵戏，可以丰富和完善中国戏曲发展史，推动区域性地方文化的健康发展。

    3.历史价值。

    巴陵戏剧目大多取材于历史演义和话本，也有编演贴近时代，反映现实剧目的传统，因此，大批巴陵戏的剧目能反映一定历史时代的生活，时代的变迁，传统习俗，人们的情感和审美意识。

    4. 实用价值。

    发掘、抢救、保护巴陵戏，对岳阳地区及周边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素质，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将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2006年，巴陵戏被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岳阳市巴陵戏剧团为该项目的保护主体。